政法干警申论全真模拟试题（四）
一、注意事项1.申论考试，是对分析驾驭材料能力、解决问题能力、言语表达能力的测试。
2.作答参考时限：阅读资料40分钟，作答110分钟。
3.仔细阅读给定的材料，然后按申论要求依次作答，答案书写在指定的位置。
二、资料
1.突发公共事件是指突然发生，有可能造成人员伤亡和重大财产损失的事件。突发公共事件的分类，从学术研究和应对的能力机制角度考虑，在我国大概把突发公共事件分为四类：第一类是自然灾害，类似地震、海啸、洪水等等。第二类一般是重大的生产事故，像“京广路塌陷就属于重大的交通事故，还有工厂的生产安全事故、煤矿的坍塌、爆炸等等。第三类也就是我们讲的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像非典、“禽流感”，都属于公共卫生领域的突发公共事件。第四类是涉及重大社会安全的事件，比如恐怖袭击。
按照其性质、严重程度、可控性和影响范围等因素分成4级，特别重大的是Ⅰ级，重大的是Ⅱ级，较大的是Ⅲ级，一般的是Ⅳ级。
2.汶川大地震救援行动，堪称1949年以来中国政府应对自然灾难最为迅速的一次。
较之过往的自然灾害，中国政府此次救援行动，无论在决策效率、动员能力，还是在高层的亲力亲为以及灾情的信息披露上，都显示出巨大的进步。
地震发生六小时后，2008年5月12日晚8点，温家宝总理飞抵都江堰市。
当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专门开会，全面部署抗震救灾工作。胡锦涛主持会议，决定成立国务院抗震救灾总指挥部，由温家宝任总指挥，李克强、回良玉任副总指挥。
地震发生后，国家地震局立即启动国家地震一级应急预案;民政部先是启动了自然灾害救助二级应急预案，当日晚10点15分，改为最高级别的一级响应;国土资源部启动了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严防灾区因地震造成的滑坡、崩塌和泥石流等。
救灾指挥中枢协调全国范围内的工作。按照上述预案，中国实行“统一领导，分级负责，条块结合，属地管理为主”的应急管理体制，同时实行“行政领导责任制”。
中央各部门、各省纷纷成立相应的救灾应急机构，自上而下组织各自的救灾活动。诸多参与救援的中央部门都由主要领导担任指挥部负责人，人称“大半个国务院搬到四川”。
军队系统也作出快速反应。震后18分钟，中国军方处置突发事件领导小组办公室就从北京发出情况通报，解放军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启动。按照该预案，所有的军队武警，统一归属总参指挥部调遣。
在重灾区四川省，震后立即成立了抗震救灾总指挥部，下设总值班室、交通、卫生、救援等七个组;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专业救援队获准进入灾区后，四川省又增设了国际救援协调组。四川省21个市、州，均成立了以市(州)委书记为指挥长的抗震救灾指挥部。
在四川省重灾区都江堰市、汶川县、北川县、什邡市、绵竹县等，虽然地震造成交通、通讯、水电全部中断，很多地方的县级政府和部门的办公楼倒塌，整个行政管理系统遭到严重破坏，但一旦恢复交通和通信，地震中幸存的基层官员基本能投身于紧急救援中。
3. 中新网7月15日电 据国家防总办公室最新统计，截至2010年7月15日9时，今年以来中国共有26个省(区、市)遭受洪涝灾害，累计农作物受灾6155千公顷，受灾人口9750万人，因灾死亡594人、失踪212人，倒塌房屋59万间，直接经济损失1202亿元。与2000年以来同期相比，洪涝灾害各主要统计指标均偏大，其中直接经济损失偏多2倍，倒塌房屋偏多近5成。
根据通报，7月14日8时~15日8时，江淮西南部、江南东北部、西南东北部降了小到中雨，其中湖北、安徽、江西、浙江及四川部分地区降了大到暴雨，局地降大暴雨。最大点雨量为湖北咸宁南川156毫米，江西鄱阳石门街154毫米，四川广元苍溪121毫米。
受上游来水及区间降雨的共同影响，长江干流、鄱阳湖和洞庭湖水位继续上涨。15日8时，长江干流九江水文站水位涨至20.32米，超过警戒水位0.32米;下游干流大通水文站水位涨至14.55米，超过警戒水位0.15米，相应流量63800立方米每秒。洞庭湖城陵矶水文站水位涨至32.35米，低于警戒水位0.15米;鄱阳湖湖口水文站水位涨至19.86米，超过警戒水位0.36米。长江下游支流水阳江发生超保洪水，新河庄水文站洪峰水位超过保证水位0.06米，相应流量1100立方米每秒。鄱阳湖饶河昌江发生超警洪水，渡峰坑水文站洪峰水位超过警戒水位2.25米，相应流量4590立方米每秒。15日8时，太湖平均水位缓涨至3.56米，超过警戒水位0.06米，太湖周边河网地区有12个水文站水位超警，超警幅度为0.03～0.62米。
4.一篇题为《应对突发事件的心理盲区》的文章指出，从历年被问责官员的情况来看，绝大多数都是由于在突发性事件中应对不力而遭问责。一些领导干部之所以对突发性事件措手不及，应对失策，甚至使一些本该避免的事件反复发生，除了其工作能力和决策水平方面的原因外，也存在着明显的心理盲区。
文章称，其心理盲区主要存在三个方面：
一是事前的侥幸心理。文章称，一些领导干部平时习惯于抓所谓的“大事”、“正事”和面子事，对群众反映强烈的“小”问题不愿意抓，也不屑于抓，认为少数人反映的问题无关紧要，即使个把人闹事也成不了大气候，捅不出大娄子。正是这种侥幸心理导致社会矛盾不断积累，最终是“小事拖大，大事拖炸”。
二是事中的焦虑情绪。文章称，在突发性事件特别是突发性群体事件发生时，民众容易情绪激动，参与者中感性与理性、狂热与温和、思考与宣泄、极端与适度的情绪相互交织，往往使单纯的个体或群体冲突呈现出混乱和无序化态势。在对一些处理过突发性事件干部的访谈中，大多数领导干部承认自己遇到突发性事件或公共危机时会出现紧张和不安，有的还伴有头晕、胸闷、心悸、出汗等躯体症状，甚至危机过后很长时间还无法从这种情绪中走出来，经常会从恶梦中惊醒，容易建立刺激―反应的错误联结，心里很不踏实，总感觉随时都会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
三是事后的懈怠心理。文章称，一些领导干部在事件过后不仅没有从中认真总结教训，亡羊补牢，而且还存在着明显的认知偏差和懈怠情绪，将突发性事件的发生归结为民众的“刁民心态”和故意找茬，还有的将事件的发生归结为自己运气不好，认为别的地方、别的官员未必好到哪里，自己撞上了只能自认倒霉。在这样的心态支配下，个别官员出了事东奔西忙，疲于应付，一旦事件平息下来，就马放南山，一切照旧，甚至对已经承诺的事情也推三阻四，消极应付，结果往往出现按下葫芦浮起瓢的情况，看似平息下去的冲突，一不留神，又会再次掀起波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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