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文学概括复习大纲（下）2
雪莱的抒情诗情思专注而意境高远，《西风颂》(1819)鼓舞了当时和后世的革命志士；他的哲理诗探讨人类解放和理想的男女关系等重大问题，以议论入诗而诗句依然绚烂多采；他有志于复兴希腊式的诗剧，在《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1820）里他师法埃斯库罗斯而又不取其懦弱，重申人的复兴的胜利，诗句挺拔，取得了辉煌成就。而济慈，这个英年夭折的天才，在1819年一年之内，写出了他几乎全部最重要的诗篇:《心灵》、《夜莺》、《希腊古瓮》、《秋颂》、《许佩里翁》,每一篇都使人感染到年轻诗人是怎样不知疲倦地追求着美，然而这却只使他更憬然于当时英国无处不见的丑，使他明白“只有那些把世界的苦难当作苦难，而且苦难使他们不能安息的人”才能达到艺术巅峰。正是这对于“世界的苦难”所感到的切肤之痛使得济慈的诗篇不仅瑰丽，而且深刻。 这一时期诗歌还有司各特、克莱普、莫尔、坎贝尔、胡德等人的作品,总的成就是惊人的。英国文学史上,莎士比亚去世以后，没有另外一个时期有这样多的第一流诗人，创作了这样大量的为后世所珍视的第一流作品。 浪漫主义也有著名的散文作家，如哈兹里特和兰姆，前者的《时代的精神》（1825）是精辟的文论；后者的《伊利亚随笔集》(1823)以其风趣、典雅得到了英国和世界无数读者的欣赏。此外还有《一个英国鸦片服用者的自白》(1821)的作者德•昆西,《幻想的对话》(1824～1848)的作者兰道尔,都讲究风格,喜作“美文”。德•昆西还运用词句的音韵，试图在散文中造成诗的效果。与之成为对照的是平民政治家科贝特所写的《骑马乡行记》(1830)，结合对民生疾苦的观察和美好山水的感兴，表明朴实有力的平易散文仍在发展。 散文的更大成就见于小说。原来以写诗出名的司各特从1814年起写了27部长篇历史小说，用雄迈的文笔再现了苏格兰、英格兰和欧洲历史上的一些有突出意义的事件，包括人民起义、民族矛盾、宗教冲突和近代国家在反封建的斗争中的建立，展示了历史的进程，刻划了众多的英雄人物，留下了《威弗利》(1814)、《罗布•罗伊》(1817)、《米德洛西恩的监狱》(1818)、《艾凡赫》(1819)等名著，不仅创建了一个新的小说部门，而且对英、法、德、意、俄、美等国的小说写作产生了影响。同样有影响的，特别在英语国家的读者当中，是女作家奥斯丁。她一共写了6部小说,都以乡下绅士家女儿的婚姻为主题，用笔细腻而略带嘲讽，写出了真爱情的可贵，伪善的可笑，创造了一类有见地、有个性的新的青年妇女典型，而小说结构匀称，组织紧密，《傲慢与偏见》(1813)与《爱玛》(1815)尤为精心之作。小说在19世纪40至50年代得到更大的发展，这也是英国国内阶级斗争激化的时期。列宁称为“世界上第一次广泛的、真正群众性的、政治性的无产阶级运动即宪章运动”带来了宪章派文学。同时科学技术在加快发展，达尔文的划时代的进化论给了传统信仰以猛烈冲击。在宗教界内部，出现了围绕“牛津运动”的论争。在政界和舆论界，围绕谷物法和“英国现状”问题展开了时间更长的论争。论争锻炼了散文。正是在这个多事之秋，散文文学成果累累，卡莱尔的《法国革命》（1837）和《过去和现在》(1843)、麦考莱的《英国史》（1849～1861） 、罗斯金的《威尼斯之石》(1851～1853)、穆勒的《论自由》(1859)等便是明证。读者层也在急剧扩大；不少新刊物问世，开始了逐期连载长篇作品的作法。 这样的环境和气氛使小说作者更加关心社会上的重大问题。狄更斯最初用幽默风趣的笔触写了《匹克威克外传》(1837)，使人们感染到他的乐观主义；而不过两年，他就在《奥列佛•特维斯特》(1838)里写孤儿的苦难和伦敦贼窟的黑暗；进入40年代，他又写了一系列小说揭发崇拜金钱的罪恶后果，其中《董贝父子》(1848)尤为深刻；《大卫•科波菲尔》(1850)是一部充满人世沧桑之感的成熟作品；接着而来的《荒凉山庄》(1853)、《艰难时世》(1854)与《小杜丽》（1857）则更见阴郁；《双城记》(1859)强烈地谴责了法国贵族的残酷，也表达了作者对于人民采取暴烈行动的戒惧；60年代的《远大前程》（1861）写的是前程渺茫，而《我们共同的朋友》(1865)则用巨大的垃圾堆来作英国社会的象征。象征手法的更多使用和对于小说结构的注意是他后期小说的特点，表示了他在小说艺术上的发展；然而他最吸引读者的依然是他一贯保持的优点，即真实的细节与诗意的气氛的结合，幽默、风趣与悲剧性的基本人生处境的结合,具体情节与深远的社会意义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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