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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时美洲各民族的语言能否表达抽象的普遍概念，这一问题可以从纳瓦特尔语中得到明确的答案。纳瓦特尔语和希腊语及德语一样，能够构成大量的复合词，通过把词根或义素结合一起，单独的复合词便能表示(常常是抽象的普遍概念的)复杂的概念关系。tlamatinime(那些懂得这一语言的人)能够用丰富的抽象义项来表达他们思想的各种细致入微之处。他们还有其他的语言形式，用以表达种种隐喻意义，其中某些形式可能是该语言中原有的，有的可能来自托尔特克人的造字。纳瓦特尔语的这些形式中最典型的是两词并列。因为这类词是同义词、相关义项或反义词，所以它们能形成互补来表达一个单一的思想。这种并列的义项在用于表示隐喻时，含有它们所指事物的具体或本质特征，从而将诗体用作一种几乎惯常的表达形式。20世纪50年代初期，研究工业化以前的欧洲(我们可大体确定为公元1300年到1800年)的为数众多的历史学家们第一次更多地研究该时期欧洲的人民群众，而不是百分之二、三的政治或社会杰出人物——那些在此以前通常充斥于历史书的国王、将军、法官、贵族、主教和地方权贵们。然而研究遇到一个困难，这就是那余下的97%的人中，没有什么人曾记录下他们的思想或者由他们的同代人记录下来。面对这种情况，很多历史学家只根据现存在的记录来进行研究，如诞生、婚姻和死亡记录等。结果早期对普通人的研究中很多本质上是些贫乏的数字统计。把绝大多数的人民群众简化成为一些数字，这比完全忽视他们多不了什么启发作用。历史学家们仍然不知道他们的思想感情如何。走出这一困境的一个方法是利用法庭审议记录，因为这里能十分经常听到普通人充当证人、原告和被告时的发言。这些文件能够作为“进入穷人内心世界的入口处”。历史家们，如勒罗伊拉杜里等，已经利用这类文件去发掘案例记录。这些记录能清楚地说明不同社会集团的态度(包括，但不限于对犯罪和法律的态度)并能揭示当局怎样进行审判。历史上有些社会有发达的警察系统，实施了罗马法典，具有证人的书面证辞，这些社会的法庭审议记录为历史学家们提供了最多的资料。在盎格鲁萨克逊诸国中就几乎得不到这种有利条件，但仍然能从研究法律文件中搜寻到一些资料。发掘案例记录并不是法庭审议记录的唯一用途。研究工业化前欧洲的历史学家们利用这种记录确定了一系列的犯罪类别并且弄清了某一时期中提出的指控的数目。利用这些记录确实提供了关于普通人的某些资料，但这些资料仍很难使我们深入了解他们的精神生活。我们也知道，工业化前欧洲指控的数目和实际犯罪行为的数目没有什么关系，并且我们强烈认为，它们间的关系在不同时间变化幅度很大。此外，人口总数的估计亦殊属疑问，这就使历史学家很难把工业化前欧洲某十年中的千人犯罪率同另一十年进行比较。但在具有这些不足的情况下，仍然很清楚为什么利用法庭审议记录中案例记录是更为可取的办法。菌根真菌比任何其他真菌影响的植物都多，并且是很多植物茁壮生长所必需的，但是由于两个原因最近才得到广泛的研究。首先，它们的共生结合十分平衡，即使菌根真菌密集生长时，对宿主植物的根部毫无损害。其次，人们还做不到用活的植物根培养真菌。虽然存在这些困难，人们仍然做出了新的重要研究成果，表明人们能利用这种共生结合，做到更节约使用昂贵的过磷酸钙肥料和更好利用便宜的但较难溶解的岩状磷钙土。菌根真菌的好处不限于改善宿主植物对磷肥的吸收。在豆科植物中，菌根移植增加的固氮超过了单纯增加磷肥达到的水平。某些共生结合还增加了宿主植物对有害根部真菌的抵抗力。不过现在还不能断定，这种抵抗力的增加是由于在地盘竞争中把有害真菌全部赶走，还是代谢变化引起抗生力增进，抑或是植物生命力得到加强。弗朗索阿丝杜巴克的全部幸存的绘画都把肖像画和风俗画融为一体。她所画的人物仿佛都是她特意请来供她画的熟人。她捕捉住了他们的忸怩不安的表情和平时活动的随便自然的神态。描绘这些就成了杜巴克风俗画的特点。但是风俗画，特别是当画的是低微阶层的人物时，在18世纪的法国从未受到欢迎。勒南三兄弟和乔治戴拉图尔都选择了这类题材，他们大都默默无闻。他们现在的高度声誉是由于一种不同的、更民主的政治气候和不同的美学价值观：我们不再要求艺术家们提供人类的理想形象以便进行道德说教，相反，我们把这种理想化看成是对真实的歪曲。杜巴克没有提供什么有教育意义的启示，并且十分谨慎地不去评判她的人物。简而言之，她的作品既不拔高，也不说教。她的这种节制态度很大程度上说明了即使她的天才并未被她的18世纪法国同代人完全否定，在她生前她的成就也没有得到广泛承认。热泵的使用受到阻碍很大程度上是因人们对登广告的人的宣传持怀疑态度。那些刊登广告的人声称，热泵每消耗一个单位的电能便可提供两个单位的热能。这种说法显然和能量守恒原理矛盾。热泵使一种液体致冷剂在其中环流，致冷剂在闭路中从液态到气态和气态到液态往复循环。致冷剂开始时以低温低压气体状态，进入由电动机驱动的压缩机。致冷剂离开压缩机时是一种高温高密度的气体，然后流经一台叫做冷凝器的热交换器，而冷凝器则把致冷剂所含的热传给外面的空气团。现在致冷剂已成为高压低温的液体，由于流动受到限制而压力降低。随着压力降低，致冷剂扩张并部分汽化，从而变冷，然后它流经第二个热交换器(蒸发器)。热变换器把空气中的热传给致冷剂，降低了第二个空气团的温度。这两个热交换器，一个位于室内，一个位于室外，各自分别接触室内和室外的空气团。致冷剂在热泵中的流向由阀门控制。当致冷剂反向流动时，热交换器的功能变换。这种正、反向流动能力使热泵既可加热又可冷却室内的空气。如果在一定条件下，热泵放出的热能比它消耗的电能多，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否定能量守恒原理呢？不行，即使以后多少年也不行。通过蒸发器时向循环的致冷剂另外输入的热能可以用来解释上述的不平衡。不幸的是存在着一个实际问题。热泵的热容量随室外温度的降低而减少。这是由同时流过压缩机的致冷剂的质量减少引起的。热容量与质量流量成正比：被压缩的致冷剂的质量越小，它通过热泵循环所传输的热负荷就越少，热泵使用的单速转子压缩机中流过的致冷剂气体的体积流量是大体恒定的。但是进入压缩机的低温的致冷剂气体压力比温度高时。因此，低温时致冷剂的质量以及它所携带的热能均小于压缩前温度较高时的致冷气体。所以说，热泵的真正缺点就在于此：当天气极冷因而需要的热量多时，热泵最不能供给足够的热。伊斯兰教律法是宗教律法的一个特殊的进行教育的范例。伊斯兰律法与其他形式律法如此不同(当然，在内容和实际实施方面它与其他律法会有相当多的和不可避免的共同之处)，以致它的研究对充分理解全部可能的法律现象是不可或缺的。甚至在历史上和地理上都与之极其相近的另外两个宗教律法代表——犹太教律法和罗马天主教教规也明显不同。犹太教律法和天主教教规都较伊斯兰教律法统一，虽然在历史上古以色列统治时的犹太教律法和巴比伦之囚时期(以色列被征服后犹太人的大流散)的犹太教律法之间存在明显的分歧，旧约后面的章节中法律内容的精神和塔木德经(大流散时期犹太教律法的主要法典之一)是很相近的。但另一方面，伊斯兰教却代表了与在其之前的阿拉伯异教的彻底决裂。从宗教的角度看，伊斯兰教律法是对远不一致的法律内容审度的结果，从而包括了象伊斯兰出现之前的阿拉伯半岛的律法的不同组成部分和继承的被征服地区的非阿拉伯民族律法的大量法律成分。上述全部内容在经过同一宗教的严格审查后形成了一个统一体，但宗教审查的影响差别甚大，在某些方面它基本不存在，而在另一些方面则产生了一些新条规。这种法律内容和宗教准则的二重性更增加了宗教律法所特有的法律、伦理和礼仪教规的多样性。在与世俗国家的关系方面，伊斯兰教律法与犹太教律法和基督教教规都不相同。犹太教律法得到了公众内部凝聚力的支持，这种凝聚力因外部压力而增强。犹太教规是社团内部凝聚力感情的直接表现，它倾向于容纳异议。基督教教规和伊斯兰教律法则与之相反，受到宗教和国家的双重支配。与犹太教形成对比，在基督教教规和伊斯兰教律法里，国家不是一种异已的力量，而是该宗教的政治表现。但国家与宗教间曾经有过多种形式的矛盾冲突。在基督教中，冲突表现为严密组织的教会统治集团力图攫取国家政权，而基督教教规是它的一件政治武器。另一方面，伊斯兰教津法从未受到一个有组织的机构支持，因此也从未发展成公开的力量较量。在宗教律法的实行和伊斯兰教国家制定的许多条令间只不过存在一些不一致，这种对立因地因事而异。当前生物材料领域（用人造植物代替有病组织的科学)中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控制植入生物材料和活组织之间的结合面或表面。大部分组织的物理特性可以通过认真选择原材料来适应。可供选用的材料有金属，陶瓷或几种不同的聚合材料。甚至用这些材料制的生物材料对受体组织必须无毒这一要求也能通过一定的技术予以满足。这些技术是通过研究人体组织培养对生物材料的反应或从短期移植中获得。但要达到活物质和非活物质结合处物理特性的必要匹配，应要求具有分子控制细胞相互结合的知识——这是一个我们还未彻底探讨的领域。虽然最近的研究已使我们能够通过控制生物材料的化学反应或生物材料的微结构来稳定人体组织与生物材料结合面，但我们对植入材料如何附着到人体组织这一问题的了解仍然十分令人遗憾地不全面。蒂丽奥尔森的小说和文章已被广泛和正确地承认是对美国文学的重要贡献。她的作品受到当代女权主义者的特别重视。然而她的读者中没有什么人认识到她的观点和主题的选择植根于较早文学遗产的深度——20世纪前20年的激进政治思想(多是社会主义的和无政府主义的)和30年代的老左派。我并不是说人们可以根据她的作品的政治渊源就能解释她的作品的雄辩力，也不是说左翼政治运动是对她的作品的唯一重要影响。我的论点是，她的作品的中心思想——作品深刻理解阶级和性别对人们的生活形成重大影响——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较早文学遗产的关系，而这一文学遗产一般说来并没有得大部分当代文艺的评论家的充分重视。我们的视觉依赖接受我们要看的对象反射或辐射的能。如果我们的眼睛能够接受和测量无限细微的感觉资料，我们就能极其精确地观察世界。当然，可以用仪器设备来弥补我们肉眼生就的局限性；例如，望远镜和显微镜就大大提高了我们的能力。然而毕竟存在一个仪器不能帮我们超过的极限。这一极限是我们所不能接受到的比单个量子能传送的还要小的感觉资料带来的。因为量子据信是不能再分的能的整体，不能使他们再小，所以我们就达到了一个极限，不可能再逾越它去进一步分辨世界。这就象是一个小孩把一团团的分不开的颜色往画布上抹，用这种办法做画。我们也许能认为，用具有极长波长的量子就可以避免这一局限。这类量子可能对传送非常细微的感觉资料足够敏感。如果我们只需要测量能量，这种量子是很有用的。但是要彻底精确地观察世界还要靠精确测量我们要看的事物的波长和位置。极长波长的量子对此是无能为力的。波长测量的精度要达到小于百万分之一英寸，我们就必须有刻度为百万分之一英寸的量具，一根刻度为英寸的码尺是毫无用处的。波长为一寸的量子在一定意义上说，可以充当刻度为寸的量具。波长非常长的量子除了测非常大的长度外，其他什么也不能量。虽然存在上述困难，量子对物理学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人们曾认为，在观察自然的时候，宇宙可以分成两个不同的部分——观察的主观和被观察的客体。在物理学中，主体和客体曾被认为是截然不同的，因此对宇宙的任何部分的描述都是独立于观察者之外的。但是量子理论提出了另一种看法，因为每次观察都涉及一个完全的量子从客体到达主体，而这一行程就构成了观察者和被观察客体间的联接体。我们在企图客观地观察自然时再不能把它们二者截然分开。因为这种企图会歪曲作为一个整体的两个部分——观察者与被观察者——之间的重要相互关系。但即使对科学家们来说，只是在原子世界中这一新发展在解释观察结果方面才有较大差别。目前对固氮（通过氮固定，细菌以共生方式使豆科植物不依靠氮肥)进行的重要研究工作背后有两项比较新的独立的进展。其中之一是氮肥价格迅速持续上涨，另一项则是遗传工程的知识和技术复杂性迅速增加。大量的天然气用来生产化肥，化肥的价格很大程度上取决天然气的价格。肥料价格将继续意味着加给现代农业的一项巨大的，不断增加的经济负担，促使人们去寻求化肥的代用品。而遗传工程正是那种开辟了全新代用品前景的根本性突破。一个新颖的思想是不把不相关的基因移入植物的染色体，这种基因不是植物天然构成的一部分。具体说来，这一思想就是，如果能够识别和分离出基因，就往非豆科植物中移入能使豆科植物成为固氮细菌宿主的基因。这就加紧了对豆科植物的研究。固氮是某些细菌利用绿色植物不能直接利用的大气中的天然氮气来产生植物能利用的氮化合物的过程。即使植物的叶子沐浴在氮气的海洋中，土壤中的氮却常常形成了植物生长的极限，这真是自然界的一大讽刺。豆科植物，其中有大豆、豌豆、紫苜蓿和三叶草等农作物，已经通过和菌类根瘤菌进入共生关系解决了氮的供应问题。实际上每种豆科植物都有自己具体的根瘤菌品种。宿主植物向细菌提供食物和保护生长地并通过交换取得多余的氮。因此豆科植物在氮枯竭的土壤中也能繁茂地生长。不幸的是大多数主要粮食作物，包括玉米、小麦、水稻和马铃薯，却做不到这一点。恰恰相反，60年代绿色革命时培育出的很多高产杂交品种都是专门挑选在大量施用氮肥的情况下才能高产。这向植物生态学家提出了一个新的难题：他们必须在现有的共生现象的范围内研究氮固定。除非他们获得成功，否则绿色革命所做到的增产成果将大部丧失，即使能在豆科植物中找到和分离出使那些植物能同固氮菌共生的基因，或者即使在找到它们之后能成功地移入基因综合体，也都无济于事。整体的任务看来十分严峻，但利害关系太大，不能不把它承担起来。吉恩瓦格纳对美国黑人诗歌意义最深远的贡献乃是他坚持除了用世俗的观点外，还应该用宗教的观点分析美国黑人诗歌。对于一种以圣歌开始和早期形式、节奏、语汇和宗教热情都靠了卫斯理宗赞美诗的传统来说，这一做法的正确性是不言自明的。但在瓦格纳之前，一种只限于在政治和社会的抗议不平的框架内分析黑人诗歌的世俗观点在研究中点据着统治地位。是瓦格纳第一个论证了美国黑人诗歌中种族感情和宗教感情的彻底融合。他认为两者形成了一个共生结合体，其中宗教感情经常被带到种族问题上，而种族问题则经常从超自然的角度进行阐述。瓦格纳发现这种结合最令人信服地在黑人圣歌中得到说明。在那里，对今世自由的渴望和对来世得救的希冀纠葛一体，无法分开。历史研究传统上就一直有它固定的界限和注意的集点——时代、国家、世人瞩目的重大事件和伟大的领袖人物。它在学术研究的步骤方面也有明确固定的概念：怎样了解一个历史问题，怎样提出和论证自己的研究结果，有哪些合理的和充分的证据。任何从事近代历史文献的人都能证明正在历史研究中进行着的这场革命。眼下时髦的题目都直接来自社会学的目录：童年、工作、闲暇。GRE阅读译文（中）
伴随这些新题目一起的是新方法。历史曾主要是叙述性的，现在则完全成了分析性的。那些老问题如“发生了什么？”“和”怎样发生的？已经让位给“为什么发生了”这样的问题。用来回答“为什么”这一问题而采用的方法中，突出地采用了心理分析法。这种方法的采用导致了心理历史学的诞生。心理历史学并不只用心理学方法来解释历史背景。当这些解释是合适的并且有充分的证据可使用它们时，历史学家们就总采用这样的解释。但这种实用主义地使用心理学并不是历史学家们的意图。他们不只是一般性地投入心理学，而且投入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这种投入使他们不像历史学家们所一直理解地那样投入历史。心理历史学不是从历史，亦即不是从事件及其后果的详细记录中，而是从对创造历史的人物的心理分析中求得“事实”，不是从人物生活的某一事例中，而是从对超脱历史的人性的看法中导出理论。它否定历史依据的基本标准：所有的历史学家都能公开地接触和评价历史依据。这样它就违反了历史学方法的基本信条：历史学家应该特别注意那些否定自己论点的反面事例。心理历史学家因为相信自己理论的绝对正确性，也就相信他们的理论是对于一切事件的“最深刻的”解释，其他的解释全都不符合事实。心理历史学并不满足于违反历史学科(从研究和记载过去这一意义上说)；它还违背过去本身。心理历史学否定过去应具有自己的完整性和意志。依据这种说法人们以各种动机行事而且各种事件都具有复杂的前因后果。它把强加给现在的决定论也强加给过去，这就剥夺了人们和事件的个性和复杂性。它不是尊重过去的特殊性，而是把一切事件，不论其过去和现在，都容入一个单一的被说成是时时处处都千真万确的决定论图式之中。地壳的百分之八是铝。地壳中有几百种含铝矿物，而大量的岩石中含有铝矿石。最好的铝矿是铝土，它们是多少总有些不纯的铝矿石的集合体。在它们之中，铝以水合氧化物的形式存在。铝土是大量存在的含铝矿石中最富的，从中可产生氧化铝——生产铝的中间物。氧化铝也以金铜砂的形式自然出现，但金刚砂不见于高纯度的大矿床中，因此它不是生产铝的用矿源。在为数众多的丰富的非铝土铝矿石中，大部分属于硅酸盐。像所有的硅酸盐矿石一样，它们耐火，不易分析，极难处理。所以一般说来，不宜用铝硅酸盐代替铝土，因为从它们中提取铝要耗去相当多的能。直到1660年之后才有人第一次提到英国北美殖民地法律中关于蓄奴的规定，这比第一批黑人被运进美国晚了四十年。为了使我们不致认为奴隶制的出现比法律规定得更早，奥斯卡汉德林和玛丽汉德林尽量使我们相信，直到17世纪60年代，黑人一直处于仆人地位。对汉德林夫妇关于合法蓄奴直到60年代才出现的解释的批评认为，应该重新研究有关蓄奴和种族偏见的种种说法，并且黑奴在南美和北美受到不同待遇的解释应予扩展。汉德林夫妇解释了合法蓄怒的出现，理由是60年代时白种仆人的地位较之黑人有所改善。所以他们坚持认为黑人和白人在此之前待遇相同，后来才各自获得不同的地位。然而针对他的论点，人们提出了几个重要反对意见。首先，汉德林夫妇不能充分证明白种仆人的地位在60年代以后得到改善。马里兰州和弗吉尼亚洲议会通过的几个法案表明情况与汉德林夫妇所述不同。汉德林夫妇的解释的另一缺点是他们认为在规定合法蓄奴之前不存在对黑人的歧视。确实如此，在17世纪60年代之前。黑人很少被称为奴隶。但这不能使下述事实退居次要地位：从17世纪30年代起就有证据表明存在种族歧视，但不使用蓄奴这一字眼。这种歧视有时没有终身奴役或身分继承——真正奴隶制的两个特征——就中止了，而在另一些情况下，两种待遇都有。汉德林夫妇的论点排除了在英国殖民地上黑人未享受过与白人同样的平等待遇的实际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有其重要的衍生后果。如果黑人从最早就受歧视，合法蓄奴就会被看作种族偏见的反映和延伸，而不是像很多历史学家，其中包括汉德林夫妇等，所认为的那样，是偏见的原因。此外，合法蓄奴前存在种族歧视为黑奴在北美比在南美受到苛刻待遇的原因提供了进一步的解释。弗雷尔和坦宁鲍姆正确地认为，北美缺乏某种传统(如罗马的奴隶制概念和罗马天主教会强调平等)，这解释了为什么北美黑奴的等遇比南美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地中黑奴的待遇更严酷。但这并不是全部解释，因为这仅是从缺少某种东西的否定角度看问题。更令人信服的解释是英国殖民地中早期的有时很极端的种族歧视有助于明确后继的奴隶制的具体性质。如果一颗超新星(一个体积巨大的星体爆炸)能引起浓密的气体和尘雾形成星球，如果由此生成的最巨大的星球能发展成超新星并且引起一连贯新星的形成等等，结果就会形成一系列的星球形成区。如果以不同速度旋转的某一星系中有几个这样的系列形成，星球的分布就将像我们在一个螺旋形星系中看到的那样。这种推理思路构成了一个令人鼓舞的螺旋星系结构新理论的基础。根据这一理论进行的计算机仿真复现了许多螺旋星系而不认为存在一个基础的密度波——现在最为普遍接受的大规模螺旋星系结构理论的标志。那种理论认为，有一个螺旋形的密度波扫过星系的中心面，对气体和尘雾进行压缩。这些气体和尘雾塌陷成为形成螺旋星系的星球。在荷马的两首史诗中，《奥德赛》始终比《伊里亚特》更受欢迎。这可能是因为《奥德赛》比《伊里亚特》有更多的神话特点，易为读者接受。按照梅纳克麦克的分类，它的题材属于“生活如景观”，因为读者从它描写的各种事件中得到消遣，主要是从外部看待主人公奥德修的，而悲剧《伊里亚特》则呈现为“生活如体验”，因为读者被要求想阿喀琉斯之所想，可是他的动机又把他变成了一位不讨读者喜欢的主角。此外《伊里亚特》比《奥德塞》更表示神介入人间活动的复杂性。从《伊里亚特》使现代读者觉得这种复杂性纯属多余的纠葛的程度上来说，它不如具有较简单的神祗审判图式的《奥德赛》使读者得到满足。最后，因为《伊里亚特》描写的是一次历史上可证实的行动——特洛伊之围，这首史诗就引出了《奥德赛》的欢快的想像世界中所没有的史学问题。直到差不多五年前，认为除下丘脑外，大脑各部都可能产生肽激素的观点，还是一种令人惊异的看法。科学家们认为，肽激素是由内分泌腺制造的，而下丘脑是大脑的唯一内分泌腺组织。此外，研究人员们还认为，因为肽激素不能透过血脑壁障，所以它不可能到下丘脑以外的任何其它大脑区域，它只能在下丘脑中产生并由此进入体内血液循环。但许多实验室连接不断发现，在将肽激素抗血清注入大脑后，抗血清附着在下丘脑以外的地方。这说明这些地方存在着激素或与抗血清发生交叉反应的物质。因此，上述有关肽激素的说法遭到质疑。然而用抗血清发现肽激素的免疫法是不准确的。交叉反应是可能发生的，但这种方法不能确定抗血清所发现的物质究竟是激素或者只不过是些与之相近的别的物质。此外，这种方法不能精确确定这些物质实际在体内什么地方产生。分子生物学的新技术提供了问题的答案。有可能制造出专门的互补性脱氧核糖核酸，它们能够用作分子探子，找出肽激素中的信使核糖核酸。如果大脑细胞产生的物质与激素相似却不相同的话，互补性脱氧核糖核酸将仍然附着在这些信使核糖核酸上，但是不会像真正激素附着得那么紧。含有这些信使核糖核酸的细胞可以随即被分离出，并且通过分析它们的信使核糖核酸，就能确定它们的蛋白生成物是些什么物质，并且在多大程度上类似于真正的肽激素。采用互补性脱氧核糖核酸来发现肽激素的分子法比免疫法也快很多，因为免疫法要用几年的时间进行枯燥乏味的提纯才能将肽激素分离和制造出肽激素抗血清。罗伯茨表达了很多研究人员的感慨心情。他说道：“我是被培养成为内分泌学家的。但后来我清楚了，内分泌学需要引入分子生物学的知识。那种枯燥的蛋白质提纯方法实在是太慢了。”如果确实像最初的互补性脱氧核糖核酸实验所表明的那样，肽激素是在下丘脑以外的大脑其他部位产生的，那还要发展一种理论来解释它在大脑中的功能。有些人认为激素全是生长调节素，但罗森对家鼠大脑的研究发现情况不可能如此。还有不少研究人员认为，激素可能是为大脑细胞间传递用的。传统的研究迄今遇到的只是墨西哥和美国对墨-美文化的解释。现在我们还必须根据我们墨裔美国人的亲身经历来研究这一文化，即从一个主权民族到具有外来移民的国民，而最终成为被征服的民族——成为自己土地上的经政府承认许可的少数民族。当最初西班牙人来墨西哥之时，他们和当地的印第安人通婚并吸收了他们的文化。这种通过文化移入进行殖民的政策一直继续到19世纪初墨西哥取得德克萨斯州并且使当地印地安人进入墨西哥生活和受墨西哥的管辖。19世纪20年代，美国人看上了德州的土地宜种棉花，便移民德州。当移民的数目变得相当大时，他们的通过征服当地居民来攫取土地的政策开始起主导作用。这两种观念体系多次冲突，最后导致一场战争，美国人在战争中取胜。这样我们就突然被剥夺了自己的母体文化，而为了生存的缘故，就不得不去发展一种独特的墨-美思想和行为模式。很多搞文学考证的人都思考过一个有关作家马赛尔普鲁斯特的一个大难题：1909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驳圣伯夫》本是一篇抨击批评家圣伯失的方法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怎么成了小说《追忆逝水年华》的开端呢？最近出版的普鲁斯特给编缉瓦来特的一封信，证实了《驳圣伯夫》1954年版的编辑法罗阿对该文章和小说的关系的猜测基本是正确的。法罗阿提出，普鲁斯特曾打算在1908年开始写一本小说，但放弃了这一打算而去写一长篇文章，论证圣伯夫对伟大作品的真正性质如何视而不见，发现这篇文章引起了个人的回忆和小说的发展，并让它们在这部稳步展开的小说中起着主导作用。普鲁斯特1909年的笔记中草稿的一些段落说明由文章往小说过渡是以《驳圣伯夫》开始的。普鲁斯特当时用了几个例子来说明不自主记忆对创造性想象的强大影响。普鲁斯特试图证明想象要比圣伯夫设想的更深刻，更不服从于思维，结果却是勾起了自己的至关重要的回忆。他在发现了这种回忆间的微妙联系之后就开始了《追忆逝水年华》积累材料。在八月之前，普鲁斯特写信给瓦莱特，告诉瓦莱特他意图把这些材料发展成一部小说。莫里斯巴戴什在其所著《小说家普鲁斯特》中也说明了《追忆逝水年华》草稿中普鲁斯特的潜意识的不自主和明显随机的联想的重要性。随着事件和思考的进行，普鲁斯特不断地往小说中插入新的段落，从而改变和扩展了他的故事。但他发现自己很难控制住自己的灵感，使它不致随波逐流。各种重要关系，从抽象的思维到深沉的梦幻般的情感，在各个平面上不断呈现和重新组合的丰富和复杂使得普鲁斯特难以前后一致地安排它们。只是当他看到怎样把小说的首尾衔接起来时，他才算开始控制住自己的思路。亨利邦奈深为普鲁斯特的同时“开始和结束”小说的说法所吸引，发现《追忆逝水年华》最后一卷的某些部分在1909年就已开始了。普鲁斯特在那一年就已粗略描写了将出现在小说最后一卷中的人物晚年；在该卷中，艺术的永恒是和时间的破坏作用相对立的(在小说中，普鲁斯特认为时间嘲笑人的思维和努力——译注)。普鲁斯特给瓦莱特的信，他的文章和小说的草稿以及邦奈的研究结果，他们一起概括地确定了普鲁斯特怎样从残缺不全的文章写出小说的过程。但我们中间如果有人寄希望于寇伯，希望他新近发表的普鲁斯待1909年书信全集能更详细地记下上述过程，他们将会感到失望。因为直到普鲁斯特在充分相信他已最终看到小说的可用的结构之前，他没给什么人写信说他正在干着比《驳圣伯夫》更为有雄心壮志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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