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事热点： 调整校长助理制度，关键在民主决策

会计考友

　　媒体报道北京大学公布的领导机构中“设11位校长助理，共27位校领导”，引发公众“校长牛过部长”的质疑。7月4日北大发表回应称，11位校长助理是服务性岗位，大部分校长助理是兼职服务，并非所谓“校级领导”。最新的消息是，北大已经着手考虑对校长助理等制度和管理岗位进行优化、调整。 (北京晚报7月5日)
　　北大能在回应“设11位校长助理很正常”之后转变态度，表示对校长助理等制度进行调整，表明其还没沦落到“朽木”一块的地步。但是，“表示”并不意味着就有行动，北大能否对校长助理制度进行调整，还要看进一步的行动。
　　在学校内部设立多位校长助理，这已是近年来很多高校的共同做法，北大此次遭遇质疑，一来因为其是北大，再就是其太高调，在官方中赫然将11位大员列在“校领导设置”栏目中。不管占不占行政资源，校长助理无论在校内还是校外，都是被视为相当于校一级的领导的。
　　大学设置如此多的校长助理岗位，完全是学校的自主行为，这也是这起事件的“新看点”：长期来，大学校长一直抱怨没有自主权，同时也感慨由于政府过于强势，大学不得不对应上级管理部门，设置很多行政部门，聘任诸多行政干部，导致学校不堪重负。可是，对于校长助理岗位，教育主管部门并没有要求学校设置，也不管其具体任命，大学为何却设置这么多呢?同时也让社会舆论对落实高校的办学自主权充满疑虑——大学居然可以在有限的人事自主权范畴内，设置这么多的校长助理岗位，如果获得完整的办学自主权，不知要发展到什么样子。
　　我国大学的行政化，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大学外部，表现为政府将大学作为一级行政部门来管理，通过人事权和财权控制学校的办学自主权;二是大学内部，表现为行政主导教育资源和学术资源配置，在学校内，行政至上，对人事、财权一把抓。
　　这两方面的调整都极为重要，如果外部关系不调整，那么，学校领导由政府任命，拥有一定的行政级别，办学必然只对上负责，而不会对师生负责，学校内部的权力关系也难以调整。如果外部关系调整了，而内部关系不调整，那么，拥有更大自主权的学校行政，将无所不能，大学办学极有可能出现更多的教育腐败、学术腐败问题。
　　眼下的问题是，学校的外部关系并没有调整，学校内部就在这一关系背景下大做文章。有舆论于是认为，教育主管部门应该明令大学不能设置这么多校长助理岗位。这显然是不妥当的，这只能进一步强化行政的权威。大学要清理校长助理，只有按照自主办学的思路进行。这就是在大学内部建立民主管理、决策机制。
　　根据发达国家大学的治理经验，对应大学自主办学，学校管理通常实行学术自治、教授治校和学生自治。学校重大办学战略，包括遴选校长、设置校内岗位，由大学理事会进行决策，大学理事会在决策前，要将具体方案提交教师委员会或者教授委员会讨论，听取意见。这样，大学的办学自主权就不会被乱用，行政权力和教育权、学术权分离，且得到制约。
　　因此，北大要调整校长助理制度，如果还是由行政决策，只是象征性地减少几个岗位，或者出台相关文件，这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调整校长助理制度的方案，应该提交教职工委员会讨论，而如果大学没有这样的议事规则，那么，就必须着手设立。这是比处理校长助理问题更重要的事——事实上，一校有这么多的校长助理，就因大学没有这样的决策机制。今年1月，由教育部颁布的《高等学校章程制定暂行办法》实施，该办法明确规定，章程应当明确规定教职工代表大会、学生代表大会的地位作用、职责权限、组成与负责人产生规则，以及议事程序等，维护师生员工通过教职工代表大会、学生代表大会参与学校相关事项的民主决策、实施监督的权利。
　　另外，前不久教育部出台了《依法治校——建设现代学校制度实施纲要(征求意见稿)》 ，该纲要强调，要从制度层面，贯彻和落实以人为本的原则，切实尊重和保护教师、学生的合法权益，提高服务意识，重视基层民主建设，依法落实师生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可见，教育部门已经深刻认识到问题所在，现在缺的只是行动。如果在大学切实落实了师生的知情权、表达权和参与权、监督权，北大能有这么多的校长助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