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人的“小中华”心理

会计考友

　　人民网海南视窗特约评论员：廖逊　　 　　 1644年清军入关定都北京，20年内扫平大顺、大西、南明，一统天下，竟然乐坏了朝鲜半岛上的李朝君臣。在他们看来，大明是中华正统的文明人，满清是野蛮人。明亡清兴，中华文明绝种，朝鲜人就成了中华文化的正宗继承人。“自立为王”，以正统观念，历经三百多年流传至今。甚至在最新的韩国教科书里，仍有不少痕迹。尽管满清君臣很快就全盘继承和发展了中华文化，人人一笔好字，家家四书五经，满口唐诗宋词，却仍被韩儒看不入眼。他们就像俄罗斯人以东罗马帝国和希腊文明的正统传人自居一样，以“小中华”自居。　　 　　 在中国，对儒家学说的批判从“五四”到“文革”，一浪接一浪，一浪高过一浪，一直到改革开放开始的80年代，仍有“全盘西化”的余音。如在海南，也有些朋友完全不顾主流文化是儒家的历史事实，硬要自称“蓝色文明”。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韩国从未对儒家学说进行过系统批判，人民日常生活的核心伦理、上上下下、有长有序、男尊女卑，天地尊亲师，一概保存下来，被称为“儒家文化的活化石”。韩国商船队已经走遍全球，却偏偏抢咱们这个“黄色文明”。　　 　　 这种中华文明正统继承者的骄傲心理，是韩国的一大精神支柱。历史学家们经常语出惊人，一会儿宣布孔子是韩国人，一会儿宣布秦始皇是韩国人。至于唐朝，就更是韩国人的王朝，因为唐朝的皇帝姓李，与唐亡后四百年出现的朝鲜李朝同宗。中国人和日本人对此付之一笑，韩国人却是非常认真的。　　 　　 一直到19世纪末，韩国的国家文书和历史典籍都用规范的中文写成。乡里儒生也像满清一样，人人一笔好字，家家四书五经，满口唐诗宋词，但口头语言与书面语言相互脱离，普通老百姓掌握不了那么高深的文字。所幸李朝第四代君主世宗英明，早在1444年就和他的学者们，发明了一种拼音文字，叫做“训民正音”，经过长期的运用，逐渐演变成了今天的韩文-朝鲜文。“训民正音”不仅解决了“言文不一”问题，还对朝鲜半岛的民族认同，起到了推动作用。他们比越南人采用西方传教士发明的拉丁化文字，整整早了400年。所不同的是，越南人在20世纪50年代彻底放弃汉字，韩国的乡里儒生则把汉字的雅好，一直保持到经济起飞。之后实现现代化，富起来的韩国人，又重新以“小中华”正宗传人自居，开始了文化古籍的收集整理。可是不管怎么说，韩国-朝鲜人与越南人放弃了汉字，与中国人的文化亲缘，至少在表面上不如日本人那样近。　　 　　 但在实质上，我们在分析研究韩国人政治文化心理的时候，切不可忘记儒家文化的影响。他们的自我-家人-亲人-乡人-国人-同民族人……，由已及人、由近及远的、修齐治平，恰恰是正宗的儒家逻辑。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延边朝鲜族华侨到了韩国，为什么会受气。　　 　　 常言道：“穷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无论发达起来的是谁，是知识精英，是军事官长，还是共产党的高干，都瞧不起乡下来的穷亲戚。就算当事人自己古道热肠，他的家人亲属也难得有个好脸色。人家的本能反应是：“我干好了你来沾光，我要是没干好，你理我吗？”所以人还没见面，哪怕仅仅是看到一封信莫名其妙的远方来信，逆反心理就已经开始。可怜的乡下穷亲戚，还自以为人家会张开双臂，热烈欢迎他呢！　　 　　 人必须凭本事自立于世。把自己的家乡和国家建设好，在自己家乡和国家出人头地了，走遍世界才能高视阔步、扬眉吐气。可惜这个最简单的道理，至今日还是有许多人悟不出。于是，一批又一批血气方刚的青年，走出乡里，走出国门，去投亲靠友，等到碰了钉子又有了阅历才弄明白：这不是人家丑陋，而是自己丑陋，当然不好意思如实告诉乡里家人，于是后人继续做梦，继续碰壁，继续梦醒的苦涩。这种事不仅发生了朝鲜族华侨的身上，也发生在汉族华侨的身上。只不过汉族华侨出门，投奔的好歹还是本宗本族的近支亲友，不如延边朝鲜族华侨那么冒失，投奔八竿子打不着的远亲，也就不如延边人那么失落。这不是儒家文化不好，而是人事万物的客观规律。美国人信奉个人主义，事事自力更生，压根不靠“关系”，就从无这份苦恼。　　 　　 真正属于儒家文化本身带来的烦恼，在于那套烦琐的秩序，长幼尊卑，非上即下，偏偏缺乏平等意识。其实这种东西也绝不仅仅中国文明才有，正宗的欧洲文明也有。一直到20世纪很晚的时候，英国人在一起吃饭，还怕坐错了位置。封建等级既是军事上的需要，也是生产上的需要。陌生人凑到一起，知道谁听谁的，才能迅速形成生产力或战斗力，所以军队必须有军衔。我们的祖先要从分散在远近成百里、上千里以外，集合起庞大的治水大军，没有等级制度怎么行？儒家文化的厉害，就在于让你从日常生活一言一行，都时时不忘谁大谁小。从辈份、年龄、性别、血缘……，把上下分得清清楚楚。　　 　　 朝鲜半岛长期作为中华帝国的藩邦臣属，自然养成事大主义，“谁官大听谁的”。要是变成一群没大没小的上帝子民，“哥不大弟不小”，家庭、家族乃至整个国家，岂不乱了套？所以无论是“大中华”还是“小中华”，本性都一样。如今韩国实现了现代化，人一阔脸就变，终于可以昂头做人，领袖欲望自然膨胀。如卢武铉希望成为整个东亚的中心，玩弄周边四大巨邻——美日俄中——于股掌，将来5000万南韩人老大，2000多万北朝鲜人老二，200多万朝鲜族顶多当个老三，再下面才是四大巨邻，“21世纪将是朝鲜半岛的世纪“。　　 　　 鲁迅先生在批判中国人的劣根性时说，奴才当了主人要比主人还要凶。这话在韩国人身上同样适用。历尽千辛万苦终于成功了，多想炫耀，岂能“锦衣夜行”？所以他们得那么张扬，那么不能自制，那么无孔不入地显摆。连官方出版的中小学教科书，都不说些疯疯颠颠、遗笑大方的呓语，如1979年版的《中学生道德》，就居然宣称：“我们韩国是世界上少见的有着自己独特文化的单一民族国家。这证明了我们民族文化的优越性。保护并发扬我们的传统文化，不是日本民族，也不是中华民族，而恰恰是朝鲜民族的使命，保护民族主体性和民族独立性。”　　 　　 穷人乍富都这个德性，谁敢保证咱们将来不这样？　　 　　 韩国“先经济、后政治”，富裕起来之后，又实现了民主化平滑过渡，确实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楷模。但是制度虽好，文化却严重滞后，既缺少妥协的智慧，又缺少平等待人之心。没有平等博爱法治又如何搞得好自由民主？这不能不给我们以深刻的警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