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政法干警申论热点：男子刻章救妻拷问医保之痛

会计考友

　　【新闻背景】
　　北京下岗男子廖丹为救患上尿毒症的妻子，找人刻了医院的收费章，为妻子进行免费透析治疗，4年间以此方式骗取医院治疗费17万余元。事发后，廖丹被检方以诈骗罪起诉，面临3至10年的刑责。 “她病成这样，我总不能掐死她，哪怕有一点钱给她治病，我何必去刻假章?”在法庭上，被告人廖丹掩面而泣。(7月12日《京华时报》)
　　【热点综述】
　　这条看似不起眼的“社会新闻”，却引来了网友几万条的跟帖讨论，成为舆论焦点之一，原因何在?原因在于，很多看到这条新闻的人，都或多或少有物伤其类的感觉——廖丹在花光积蓄、想尽一切办法之后，为了让妻子保命，不得不冒着被抓的风险“刻章救妻”，这里面的辛酸和痛苦，这里面的无奈和悲凉，刺痛着每一个对“看不起病”感同身受的普通人。
　　廖丹的行为已经触犯刑律，他也将因此受到法律的惩处，这一点毫无疑问。但值得追问的是，为什么廖丹会走上这条路?
　　廖丹下岗多年，妻子杜金领是外来务工人员，他们正是标准的弱势群体，也是抗风险能力最差的群体，一场大病，就会让他们走投无路，这个群体，恰恰是最需要大病医疗保障的。是的，如果他们有足够的医疗保障，“刻章救妻”这样的悲剧不会出现。但事实上，正是这些最需要大病医疗保障的弱势群体，却是最没有保障的——他们既没有能力购买市场化的医疗保险，政府提供的基本医疗保障也远远不足以支付大病所需。这样的困局，恰恰是弱势群体无法逾越的一座大山，在大病面前，他们无所适从，要么寄希望于媒体报道后的爱心奇迹，要么就只能自己想办法，比如，廖丹冒着坐牢风险的“刻章救妻”。
　　廖丹的悲剧，只是医疗保障不足的一个缩影。我们目前的基本医疗保障制度虽然覆盖面广，但却存在“保小病不保大病”的倾向，即便是保障水平较高的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其支付上限，也往往与大病治疗费用还有很大差距。《新世纪》周刊曾经做过一个专题，叫“大病难愈”，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详细阐述。在“大病难保”的风险面前，在动辄几十万的医疗费用面前，其实不只是廖丹这样的弱势群体，就是有着稳定工作的普通人群，也没有安全感可言，一场大病，同样会把他们拖垮。
　　为“廖丹们”解困，社会方能健行
　　困顿中的廖丹，曾经两难的廖丹，现在让更多人陷于情与法的困顿，使法庭面临着更大的两难——假如真把廖丹关进监狱，对他病重的妻子来说是雪上加霜，而且恐怕所有人都不会接受法律的这种冰冷，当事医院也将承受数不尽的道德谴责;但是，私刻医院的印章骗取治疗，让医院无端蒙受经济损失，无论如何都是不能被允许的行为。如果廖丹不为此承担法律责任，好像也有些说不过去。
　　这种两难，根源在于社会福利制度的一些深层次缺陷。显然，如果医疗保障制度比较完善，像廖丹妻子这样的情形能够接受基本的救助和治疗，人们不至于眼睁睁看着病人因没钱求医而抱憾死去，这样的事情就不会发生;即便发生了人们也很容易判明是非，选择立场。
　　当然，并不是说廖丹案在当下无解。依我看来，此案最好的结果，当是检方撤诉，医院方面表示既往不咎;如果再有社会机构或个人对廖丹一家提供帮助，维持其妻子的治疗，就更完美了。不过，这种设想，只在此时此案有意义，对于更多有着类似困境的“廖丹们”来说，并不济事。
　　健康的社会，不能让过多的穷人绝望，是拿出决心切实改革医保制度，为“廖丹们”彻底解困的时候了!必须看到的是，每一个类似的困苦故事，都是社会“负能量”的诱因——文明社会的要义是以人为本，而以人为本的前提是病有所医，让病人获得基本的医疗关怀可谓文明社会的底线要求，是故，社会上每多出现一名只因缺钱便有病难医的病人，人们对社会的文明和公正的怀疑就会增加，归属感就会减弱，热情就会降低。
　　【深度分析】
　　一、【户口顽疾】城市医保不能惠及的“外来人口”
　　在北京，廖丹妻子因不是北京户口，不能享受北京市民医保待遇。类似廖丹妻子这样在户籍夹缝中被城市医保遗漏的外来人员、农民工并非少数，而是一个相当庞大的群体。
　　当然，除了城镇医保，农民工在农村原籍还可以参加新农合医保，但限于新农合医保的地域分割、不能互认、统筹层次低下以及报销水平不高等体制障碍，对于长期生活在城市的外来工来说，这样的医保也不能起到太大的救济作用。
　　二、【医保之痛】门诊医保额度太低
　　对于享受医保之惠的人群来说，由于诸多原因，疾病负担也很重。
　　尿毒症患者做透析，每个月大约要花费6000元。目前，门诊透析郑州市职工医保每个月可报销2500元，居民医保能报1500元。以郑州市职工医保为例，每个月报销2500元之后，个人还需要负担约4000元的治疗费用。很多退休职工，夫妻二人的工资加起来不足3000元，全部花光还有1000多元的医疗费缺口。
　　此外，很多郑州市职工医保尿毒症患者不理解的是，同样都生活在郑州，省职工医保尿毒症患者每月门诊报销额度能达到6500元，而郑州市职工医保门诊报销额度只有2500元。
　　据郑州市社会医疗保险中心工作人员介绍，医保报销比例不是随意制定出来的，而是和基金的筹集情况有关，确切地说跟当地的经济水平有关，发达地区筹集的医保资金多，报销的额度自然就高，反之，报销水平就相对低一些。
　　三、【探析】报销额度涨幅赶不上药价涨速
　　目前，国家医疗改革已经推行了基本药物制度，一再降药价、扩大医保覆盖面、提高医保报销额度，可是患者并未感受到这些措施带来的实惠，依然是看不起病。看病贵，到底贵在哪儿?真的是医保报销额度的问题?
　　一位业内人士分析，医保报销的额度是高了，可是药价更高了、检查费也更高了，报销额度的提高速度远远赶不上药品、耗材等价格的增长，所以看病依然贵，甚至更贵!
　　此外，国家对各类医院的药品收入比规定了指标，比如，三级综合医院药品收入占业务总收入的比例，不得高于45%。正是基于这个规定，不少医院科室控制了药品收入比，药品收入降低了，但为了盈利挣钱，又在医疗仪器检查上做文章，让病人做不必要的、不该做的检查，这也使医疗费用增加。
　　虽然一再降价，也推行基本药物制度，但降价药物往往一降价就消失，这也是备受诟病的医改难点。
　　四、“医保覆盖”还有多少空白待填补
　　都说“法律无外乎人情”，但在“私刻公章救妻”事件中，为何“法律与人情”又分明如此矛盾冲突、难以兼得，让人备感撕裂之痛呢?
　　“贫贱夫妻百事哀”，不仅是高昂医药费下折射的家境贫困之哀，更是面对最迫切需要医疗救济的弱势群体，目前医保制度事实上处于空白、失灵状态的悲哀。我们的医保制度不是已覆盖13亿人、参保率超过95%了吗?何以仍会遗漏下廖丹妻子!早在2010年，人社部便曾明确，“对自愿选择参加城镇居民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和农民工，各地不得以户籍等原因设置参保障碍”，可为什么在北京，廖丹妻子仍会因“不是北京户口，不能享受北京市民医保待遇”?
　　事实上，查看一下人社部《2011年度统计公报》，便不难发现，类似廖丹妻子这样在户籍夹缝中被城市医保遗漏的外来人员、农民工并非少数，而是一个相当庞大的群体。如公报显示，“2011年全国农民工总量25278万人”，但“参加医疗保险的农民工人数为4641万人”。这也就是说，在城镇参加医保的农民工实际不足五分之一。诚然，除了城镇医保，农民工在农村原籍还可以参加新农合医保(事实上，这也是目前我国医保能在形式上覆盖13亿人的基本背景)，但囿于新农合医保的地域分割、不能互认、统筹层次低下以及报销水平不高等体制障碍，对于长期生活在城市的外来工来说，这样的医保显然不可能起到多少事实上的救济作用，廖丹妻子的遭遇，便是对此的鲜活诠释。
　　因此，“私刻公章救妻”事件实际上再次提醒，目前我国医保体制仍面临巨大的漏洞，亟待加紧健全完善。如，医保在农村与城镇之间的体制分割亟待整合统一、在地区之间的互认通用亟待加速推进，同时，各种医保的报销水平、保障待遇也亟待不断提高。惟其如此，“私刻公章救妻”的情理分裂，才可能得以真正弥合。
　　辣眼看世界：
　　即便是隔着新闻纸，人们也能听见一位丈夫被迫“诈骗救妻”的沉重叹息。这样的新闻并不是第一次激起我们心底的波澜。几年前，一位身患重病的农民，也是为了保住性命，只能故意抢劫以获得入狱免费治疗的机会。
　　这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们，本应有着和常人无差别的爱与尊严，但当他们的境遇与“疾病”、“社会保障救济”等词语关联时，尊严往往分崩离析。即便是表达最朴素的一份亲情，也往往只能出卖自己的人格与尊严，甚至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这恐怕不仅是一位贫穷却坚守的丈夫的悲情，更是社会救济的悲哀。
　　“对贫弱者的态度，是衡量社会文明的标志”，这句话置换到丈夫“诈骗救妻”的语境中，正可以测量出社会的温度。小人物的命运是社会生态的放大镜，没有谁愿意因为疾病，就出卖自己的人格、尊严与自由。但底层人为了保住性命，不惜冲破法治底线的案例却又在告诉我们：当整个社会的保障救济进程在不断提速的时候，还有一些群体依然在不为人知的暗角，舔舐伤口独自哭泣。当他们遭遇困境时，找不到可以求助的人，也找不到可以救济他们的制度，表达亲情与坚守，也成为一件十分奢侈的事情。这时，用远离文明与法治的极端方式聊以自救，就只能成为最无奈的方式。
　　不妨再复述一遍那个耳熟能详的故事：1935年的纽约，一位老太因孙子饥饿而偷盗面包在法院受审，旁听的纽约市长脱下帽子，往里面放进10美元，说道：“请诸位每人交50美分的罚金，这是为我们的冷漠付费，以处罚我们生活在一个要老祖母去偷面包来喂养孙子的城市。”如今，面对一个只有依靠诈骗才能为妻子治病的丈夫，谁又该为自己的冷漠付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