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登记代理人辅导知识讲解：意思主义与表示主义

会计考友

意思表示的解释与法律行为的解释
　　在”法律行为的解释”、”合同的解释”、”遗嘱的解释”等用语之外，还可以见到”意思表示的解释”这样的表达。对于作为单独行为的遗嘱而言，意思表示的解释和遗嘱的解释是一样的，将其二者分别讨论，并无特别意义。可是，对于合同而言，仅有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尚不成其为合同，须依意思表示的合致（合意）始能成立合同，故”意思表示的解释”，在对合同是否成立进行判断的阶段，便有了其特别的用场，是为其特征[6]。
　　合同的解释，是对于既已成立的合同确定何为其内容的一种作业。自逻辑以言，首要的问题便是合同是否成立，就此所作的判断便是对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的解释”。在判断双方当事人的意思是否合致时，则应分别解释各自的意思表示。比如顾客A到金银珠宝商B处订做结婚戒指，他所希望的材料是”白金”（platina，铂），却误以为”whitegold”（人造白金，金与镍的合金，比铂便宜）便是”白金”，便订做了”whitegold”的戒指；B用人造白金制作了戒指场合，合同是否成立呢?A的意思表示在主观上的含义是订做”白金戒指”，相反，B的认识上则是制作”人造白金戒指”，对于合同是否成立的意思表示如在主观的意义上进行判断（有人称此为”关于合同成立的意思主义”），由于没有意思表示的合致，故合同不成立。可是，如此对于意思表示作主观上的解释，合同不成立的情形将大量存在，不仅害及交易的安全，民法上的”错误”制度能够发挥作用的情形便基本上不存在了（因为能够作为错误的场合都会作为合同不成立来处理）。故此，现在判断合同是否成立时，对当事人意思表示的解释应当是客观地进行的（”关于合同成立的表示主义”）。依此立场，上例中在”white gold的戒指”这一客观的表示上是一致的，故合同成立。[7]
　　接下来的问题，便是成立了什么内容的合同，这便是合同解释问题。关于合同解释，通常认为对于经合意的表示应作客观的解释（此称为”关于合同解释的表示主义”）。在前例中，”white gold”这一表述一般在社会中是理解为什么含义?这便是解释的标准。由于”white gold”一般理解为”金与镍的合金”，所以该合同便是指人造白金戒指的加工合同。不过，这种内容的合同的成立与一方当事人的意图相左，对该方当事人的保护便是第三个问题，该问题是作为”错误”（重大误解）问题加以处理。[8]
　　意思表示的解释既然仍有其独立存在的必要，此项内容，如果有必要作出法律规定的话，放在”合同法”中”合同的订立”一章规定足矣，大可不必像德国民法典那样，在总则中作一般性的规定。在”合同法”中规定的意思表示，属于需要受领的意思表示，像现行《合同法》那样规定相应的”到达主义”等规则，并无不妥。另外，这种意思表示的解释规则，由于是关于要约、承诺之类特定的意思表示的解释，与合同解释的有关规则，在各自的规范领域上仍有区别。
　　意思主义与表示主义
　　”草案”第一编第63条确立的解释规则，是要”确定该民事法律行为的真实意思”。惟就何谓”真实意思”，理解并不统一，大别为意思主义与表示主义两类。在放弃统一规定模式的前提下，便应当分别法律行为的不同下位概念，具体分析。
　　对于无需受领的意思表示，以遗嘱为例，虽然遗嘱在被他人发现以后才会受到注意，但是，由于遗嘱人的意思表示不必针对受益人发出，因此法律对受益人的利益考虑甚少。而且，事后还有可能再发现另一份后来订立的、撤回前一份遗嘱的遗嘱，对此受益人是无能为力的。出于此类的原因，撤销遗嘱以后，不发生要求赔偿信赖损害的请求权。由此，在解释遗嘱时，不需要考虑受益人的信赖利益。根据表意人的意思进行解释，适用于无需受领的意思表示。因而，德国学者梅迪库斯认为，德国民法典第133条的表述适合于解释无需受领的意思表示，但并非一般性地适用于法律行为。[9]在德国的学理通说上，对于遗嘱的解释是以其”主观”意义为准的，而并不是以不同于主观意义的客观意义和规范意义为准的。对遗嘱的解释，既非取决于某个特定的受领人的理解可能性，也不取决于遗嘱人针对的相关多数人的理解可能性，而原则上仅以其自行所指的内容为准。遗嘱解释方面的关键性法律规定，首先仍然是德民第133条，而第157条则不适用。另外，可以适用第2084条。问题的关键是要看遗嘱人想在遗嘱中作出什么安排，为此应分析所有情形（甚至包括遗嘱人的想法、动机和目标），从中推知遗嘱人的意志走向。这样，一般的词义在通常情形下具有关键意义，而在遗嘱中其意义就比较小。如果遗嘱人用错了表达方式，但可以毫无疑问确定他所想表达的内容，那么该表达方式即在他所指的意义上生效，即使这层意义与一般的词义不符也无关紧要。[10]在日本判例和通说上，对于遗嘱的解释，亦强调其与一般法律行为的差异，强调应依遗嘱人的真意（内心的效果意思）进行解释。[11]这样，我们可认为，对于遗嘱是要作”主观解释”的，所奉行的是意思主义，尽管这种主观解释也要受到某种限制，比如须在遗嘱人所作”表示”可能的范围内进行解释。
　　对于需要受领的意思表示，比如对于合同中的意思表示进行解释时，表意人和受领人一致表达的意义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最好地顾及双方的意图。在对意思表示进行解释时，意思表示之一般为人们所理解的词义具有关键意义。[12]纵然当事人的用语有所不当甚或错误，只要意思受领人对表示的理解同表意人所表达的内容互相符合，那么仍然应以表意人的表示为准。这便是”误载不害真意”的原则（falsademonstrationonnocet）。此时所奉行的应当认为是意思主义，而关于”误载不害真意”原则，无论是”草案”第一编第63条还是《合同法》第125条，都没有反映出来，它们所强调的都是根据所使用的词句确定当事人的真实意思，非如德民第133条及台民第98条那样，明言”不得拘泥于所用之词句”。这一点在制订民法典的时候，是应当予以改进的。如果双方对于词义存在歧义，这时，”所谓当事人之真意，不是指当事人内心主观之意思，而是从意思表示受领人立场去认定的’客观表示价值’。”[13]如果属于表意人内心意思与外部表示不一致，则可以根据错误制度进行救济，此时所奉行的则是表示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