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文学 # {9 v! z- s% `3 m# D6 N
浪漫主义诗歌的第一个大诗人是布莱克。这个靠镌版谋生的手工匠人是法国革命的热烈的拥护者，但又反对它的哲学基础理性主义，所写的诗也大异于18世纪的优雅含蓄,而着重想象力和神启式的宗教感,初期的《天真之歌》(1789)写得纯真，《经验之歌》(1794)写得沉痛；后来诗风一变，转而写作篇幅巨大的长诗如《四天神》(1804)，其中有一套独特的象征和神话系统。 大学生华兹华斯和柯尔律治却经历了另一种变化，即从拥护法国革命变成反对,于是前者寄情山水,在大自然里找慰藉；后者神游异域和古代，以梦境为归宿。两人的诗歌合集,题名《抒情歌谣集》,于1798年出版。两年后再版，华兹华斯加了一个长序，认为“所有的好诗都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主张诗人“选用人们真正用的语言”来写“普通生活里的事件和情境”，而反对以18世纪格雷为代表的“诗歌词藻”。他进而论述诗和诗人的崇高地位,认为“诗是一切知识的开始和终结,它同人心一样不朽”，而诗人则是“人性的最坚强的保护者，是支持者和维护者。他所到之处都播下人的情谊和爱”。 这一理论有足够的实践作为支持。华兹华斯的小诗清新,长诗清新而又深刻，他的十四行诗雄奇,他的《序曲》(1805)首创用韵文来写自传式的“一个诗人的心灵的成长”，无论在内容和艺术上都开了一代新风。柯尔律治另有特长。他的《古舟子咏》(1798)借用了一个充满了奇幻之美的航海故事，探索了罪和赎罪的问题；他的短诗《忽必烈□》(1816)发掘了诗的音乐美和人心的联想作用；他的理论著作《文学传记》(1817)吸收了德国哲学家谢林的论点，对浪漫主义诗歌的特色，尤其是想象力在诗歌创作中的重要作用，作了精辟的论述，使他成为英国文学批评史上最敏锐的理论家之一。 3 n# R+ D8 |# W2 D: o6 N
然而这两人的诗才在短期的闪耀之后相继熄灭了，另一代诗人在1815年左右起来，把浪漫主义诗歌带进了更广阔的境界。拜伦、雪莱、济慈三人各有特色，但是都忠于法国革命的理想。拜伦是出于对暴政的反感,雪莱是着眼于未来的理想社会，济慈是由于憎恨这个使“青年脸色苍白、骨瘦如鬼”的残酷世界。在艺术上,他们都有重大的创新。拜伦在他的杰作《唐璜》(1818～1823)里一反欧洲旧传说，把主人公从纨□子弟转变成热血青年,让他两度横越欧陆,通过他的眼睛见证了又评论了广阔的欧洲现实，而作者在本诗里对于口语体的运用又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拜伦诗如其人，始终为自由而斗争，产生了超越英国和欧洲的文化和政治上的重大影响。外语学习网/ `2 j r( O& l" R+ s
雪莱的抒情诗情思专注而意境高远，《西风颂》(1819)鼓舞了当时和后世的革命志士；他的哲理诗探讨人类解放和理想的男女关系等重大问题，以议论入诗而诗句依然绚烂多采；他有志于复兴希腊式的诗剧，在《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1820）里他师法埃斯库罗斯而又不取其懦弱，重申人的复兴的胜利，诗句挺拔，取得了辉煌成就。而济慈，这个英年夭折的天才，在1819年一年之内，写出了他几乎全部最重要的诗篇:《心灵》、《夜莺》、《希腊古瓮》、《秋颂》、《许佩里翁》,每一篇都使人感染到年轻诗人是怎样不知疲倦地追求着美，然而这却只使他更憬然于当时英国无处不见的丑，使他明白“只有那些把世界的苦难当作苦难，而且苦难使他们不能安息的人”才能达到艺术巅峰。正是这对于“世界的苦难”所感到的切肤之痛使得济慈的诗篇不仅瑰丽，而且深刻。 这一时期诗歌还有司各特、克莱普、莫尔、坎贝尔、胡德等人的作品,总的成就是惊人的。英国文学史上,莎士比亚去世以后，没有另外一个时期有这样多的第一流诗人，创作了这样大量的为后世所珍视的第一流作品。 浪漫主义也有著名的散文作家，如哈兹里特和兰姆，前者的《时代的精神》（1825）是精辟的文论；后者的《伊利亚随笔集》(1823)以其风趣、典雅得到了英国和世界无数读者的欣赏。此外还有《一个英国鸦片服用者的自白》(1821)的作者德•昆西,《幻想的对话》(1824～1848)的作者兰道尔,都讲究风格,喜作“美文”。德•昆西还运用词句的音韵，试图在散文中造成诗的效果。与之成为对照的是平民政治家科贝特所写的《骑马乡行记》(1830)，结合对民生疾苦的观察和美好山水的感兴，表明朴实有力的平易散文仍在发展。 散文的更大成就见于小说。原来以写诗出名的司各特从1814年起写了27部长篇历史小说，用雄迈的文笔再现了苏格兰、英格兰和欧洲历史上的一些有突出意义的事件，包括人民起义、民族矛盾、宗教冲突和近代国家在反封建的斗争中的建立，展示了历史的进程，刻划了众多的英雄人物，留下了《威弗利》(1814)、《罗布•罗伊》(1817)、《米德洛西恩的监狱》(1818)、《艾凡赫》(1819)等名著，不仅创建了一个新的小说部门，而且对英、法、德、意、俄、美等国的小说写作产生了影响。同样有影响的，特别在英语国家的读者当中，是女作家奥斯丁。她一共写了6部小说,都以乡下绅士家女儿的婚姻为主题，用笔细腻而略带嘲讽，写出了真爱情的可贵，伪善的可笑，创造了一类有见地、有个性的新的青年妇女典型，而小说结构匀称，组织紧密，《傲慢与偏见》(1813)与《爱玛》(1815)尤为精心之作。小说在19世纪40至50年代得到更大的发展，这也是英国国内阶级斗争激化的时期。列宁称为“世界上第一次广泛的、真正群众性的、政治性的无产阶级运动即宪章运动”带来了宪章派文学。同时科学技术在加快发展，达尔文的划时代的进化论给了传统信仰以猛烈冲击。在宗教界内部，出现了围绕“牛津运动”的论争。在政界和舆论界，围绕谷物法和“英国现状”问题展开了时间更长的论争。论争锻炼了散文。正是在这个多事之秋，散文文学成果累累，卡莱尔的《法国革命》（1837）和《过去和现在》(1843)、麦考莱的《英国史》（1849～1861） 、罗斯金的《威尼斯之石》(1851～1853)、穆勒的《论自由》(1859)等便是明证。读者层也在急剧扩大；不少新刊物问世，开始了逐期连载长篇作品的作法。 这样的环境和气氛使小说作者更加关心社会上的重大问题。狄更斯最初用幽默风趣的笔触写了《匹克威克外传》(1837)，使人们感染到他的乐观主义；而不过两年，他就在《奥列佛•特维斯特》(1838)里写孤儿的苦难和伦敦贼窟的黑暗；进入40年代，他又写了一系列小说揭发崇拜金钱的罪恶后果，其中《董贝父子》(1848)尤为深刻；《大卫•科波菲尔》(1850)是一部充满人世沧桑之感的成熟作品；接着而来的《荒凉山庄》(1853)、《艰难时世》(1854)与《小杜丽》（1857）则更见阴郁；《双城记》(1859)强烈地谴责了法国贵族的残酷，也表达了作者对于人民采取暴烈行动的戒惧；60年代的《远大前程》（1861）写的是前程渺茫，而《我们共同的朋友》(1865)则用巨大的垃圾堆来作英国社会的象征。象征手法的更多使用和对于小说结构的注意是他后期小说的特点，表示了他在小说艺术上的发展；然而他最吸引读者的依然是他一贯保持的优点，即真实的细节与诗意的气氛的结合，幽默、风趣与悲剧性的基本人生处境的结合,具体情节与深远的社会意义的结合。 |
发表于 2012-8-14 11:4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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