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RE阅读译文（下）

会计考友

地质学家早就知道地幔是由不同种类的岩石构成的，但它们的空间分布却仍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地幔基本是层状的，还是各种岩石分布杂乱无章？最能证明地幔层状分布论点的是这一公认的事实：下层地幔的地幔热柱形成了海岛，这些海岛上发现发火山岩的成分基本上不同于海洋中部山脊系统的成分，多数地质学家认为中部山系是由上层地幔形成的。然而有些地质学家，根据他们对地幔捕虏体的观察结果，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地幔不是层状的。含有大量“不相容成分”(这些成分为液态，而非固态)的流体，沿着无法预测的不规则通道向上渗透，将上层地幔的构成变得十分不规则。地幔的异质性就是这样形成的。也许我们可以采取比较现实的态度，认为这一争论能够通过进一步的研究得到解决，而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弄清迄今为止尚未充分考察过的海洋中部山脊系统。冰川期这一术语可能给人一错误印象。被地质学家们称之为更新世的这一时期，在我们现在的地质时期之前已有一百五十万年至二百万年之久，但它并不是一个经久连续不断的冰覆盖时期，而是一个气候波动变化的时期，冰封过程中曾多次间有和我们现在差不多的气候。由一个位于北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中心地区的冰盖衍生而成的冰盾向南可达中欧。在冰盾边界以外的地区，气候的波动影响到世界大部地区。例如，在沙漠地带，潮湿时期(即洪积时期)和洪积间的干燥时期形成鲜明对比。虽然涉及的时间很短，大约为地球整个历史的百分之0.04，但或许因为它最接近我们的时代，并且这一时期与地球上人类和人类的直接祖先出现的时期大体吻合，所以人们对更新世的注意相形之下则是大得不可思议。现在没有可靠的方法计算冰川期大部分年代。通常根据矿物中所含的各种放射性元素的衰减速度确定地质年代。有些衰减速度适宜于确定老年岩石，但当用于幼年岩石时误差就会增大；另一些衰减速度则适宜于十分幼年的岩石，而对于历史更久的岩石，误差急剧增大。冰川期所经的大部分时间中没有合适的元素衰减速度可作根据。然而更新世的研究者们已研究出各种相当奇异的模型，显示如果他们能左右事件的发生，他们就能对冰川期做出安排。例如，对阿尔卑期山地区的冰封早期分类认为曾存在四个冰封期。它们分别被叫做贡兹冰期、民德冰期、瑞斯冰期和维尔姆冰期。它们的先后顺序的确定主要是根据一系列的冰河堆积物和与冰期及间冰期无直接关联的事件，而不是采用更常用的现代化方法研究冰川堆积物中间层分布的冰期间地层中发现的生物化石。但是上述的冰期顺序却不管是否合适，被强加在北欧的冰封地区上，期望把这些地区的真正的地面冰碛和冰期间冰川堆积物拚凑在一起，以例提供出一个全面的更新世冰期顺序，而实际上那里的地面冰碛和冰期间冰川堆积物只都部分地存在上述顺序。取消前面谈到的阿尔陴斯地区冰期分类的术语仍是件非常艰巨的任务。现在关于各个冰期和冰间期的相对时间，复杂性和温度等并无结论性的根据。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是生活在冰后期还是冰间期。严酷的事实是我们似乎已经度过了冰后期的最佳气候时期。对某些化石分布和温带植物花粉的研究表明，我们的夏季和冬季温度每年都降低一或两度。因此，我们可能正处在一个温度下降阶段，最后将导致大地冰封和人类灭绝。社会科学的成就受到称赞的可能性要比其他脑力活动的事业小。可以这样认为，其原因是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概念特别容易被人理解：人的智力理解世间人事的道理特别容易。社会科学的发现一旦被单独提出和给予名称，就很快被吸收为普通知识的一部分，从而失去了先进科学成就的与众不同之处。对社会科学的低估与它的过度应用形成一种奇怪的对比。对策论被生硬地用于研究国际结盟的分合变换。评估研究被召来论证社会项目的成败。经济学和人口统计学模型变成了审查社会保障的经济基础的决定性工具。不过这种仓促的实际应用本身是十分可以理解的：因为必须连续不断地制定公共政策，而政策的制定者们有理由觉得，即使是初步的成果和未经验证的理论，比起什么成果和理论都没有来，总能提供更好的导向准则。靠回声定位的蝙蝠按一定波型发出声音。每种蝙蝠都有自己特定的波型，但它们都包括调频(FM)和恒频(CF)的两种信号。宽频带的FM信号和窄频带的CF信号达到目标后进行反射，回到正在狩猎的蝙蝠。声音在发射和反射的过程中发生变化，而回声的变化使得蝙蝠能识别目标的特征。FM信号向蝙蝠提供有关目标特征的。这些特征，如大小、形状、组织、表面结构、空中运动方向等，能改变回声的时间和频率细结构或频谱。CF信号属于窄频带，因此只能显示目标的存在，便对某些种类的蝙蝠，还可指示目标对于蝙蝠的相对运动。这些蝙蝠能响应CF回声频率的变化，从而针对猎物的运动方向和速度修正自己的飞行。散拍乐这种音乐形式把民间音乐的旋律和音乐技巧综合成一种简短的类似方阵舞曲的结构。它是用来在钢琴上演奏的，演奏要完全按照乐谱。欧洲的一些作曲家，如威斯、格里格和德沃夏克等，把民间音乐和他们创作的原始材料结合成更大的作品。这些作曲家和美国的散拍乐的音乐先驱们之间极大地相似。美国的作曲家乔波林和斯科特在一定意义上都是乐曲搜集者和音乐研究专家。他们在黑人社会中搜集舞曲和民间乐曲并有意识地把它们编成组曲或曲集，叫作钢琴散拍舞曲。散拍乐不时受到指责，说它太机械。例如，梅乐斯就曾这样评说：“散拍乐被转换到自动钢琴的乐谱卷上，即使它不由一台机器来演奏，也应该一丝不苟地精确，像是机器演奏一样。”然而不能只凭制造商们把机械的记录的方法用于散拍舞(这在当时是记录钢琴曲的唯一方法)就有理由认为散拍舞本质上就是机械的。散拍乐的精确不是那种机械的精确，它的精确并不囿于演奏风格。它之所以精确是因为散拍乐遵循一种十分确定的形式并且服从该形式内部的简单规则。钢琴散拍乐的经典模式具有三到五个主题，每个主题都是16小节构成的曲调，并且常常反复出现。散拍乐的开头是一段明快的容易记忆的主题乐曲，接着是另一段类似的旋律，随着是具有明显抒情特点的三重奏，结尾则是节奏发展与前边主题类似的抒情乐曲。这一结构的目的是阶梯式地由一个主题上升到另一主题，最后以一种令人欢快或振奋的调子告终。每段乐曲的典型结构分成两个基本一样的八小节乐段，因此散拍乐的节奏旋律单元只是八小节，2/4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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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它的主题旋律必须是简短明亮并鲜明抒情的音型。散拍乐的作曲家并不关心音乐主题的发展，相反，他们每谱出一段主题，就保持它原封不动，始终不变，并把它与其它有关主题联系起来。散拍乐的强烈效果是由两个基本成分的两极对立形成的：一个是钢琴家左手弹奏的连续低音，爵士音乐家称之为强弱相间低音，另一个则是右手弹奏的切分旋律。散拍乐不论作为演奏风格还是音乐流派，都与爵士乐不同。散拍乐着重节奏的反复，而不像爵士乐那样强调不断的创新和变化。作为一种流派，散拍乐要求严格注意结构，而不是创新和技巧。它是一种传统、一组常例、一套乐谱，而与演奏它的个人无关。从这个意义上说，散拍乐与其像爵士乐，倒不如说更接近19世纪的民间音乐。流体熔岩形成的火山岩迅速冷却则被称为枕状熔岩。这种迅速冷却发生在熔岩直接喷入水中(或冰下)或者熔岩流过海岸进入水中的时候。尽管“枕状熔岩”这一术语说明熔岩具有一定的形状，地质学家们实际上对此意见并不一致。有些地质学家认为，枕状熔岩的特点是它呈分立的椭圆体状。另一些地质学家则把枕状熔岩说成一团错综交叉的柱状熔片。无根据地企图从露出地表的被侵蚀枕状熔岩二维断面推出枕状熔岩的原来形状，很可能就是产生这一争论的原因。实际上任何一团错综交叉的熔岩片的横面看起来都会像一堆分立的椭圆体。完整无缺的枕状熔岩的三维形象，对于确定枕状熔岩的真实几何形状，从而弄清它们的起源方式是至关重要的。确实如此，“枕状”这一术语本身使人产生分立物体的联想，恐怕属于命名不当。很多批评家都认为路易丝纳维尔逊是20世纪最了不起的刻雕家。因为直到最近妇女艺术家在雕刻界都受到极大的阻力，这一看法就愈加显得见解不凡。从新石器时代起雕刻就被认为是男人们的特权，这部分地可能是由于纯体力的原因：人们曾错误地假定妇女不宜从事雕刻石块、木头或加工金属所需要的艰苦体力劳动。只是到了二十世纪有些妇女雕刻家才被承认是重要的艺术家。在美国，尤其是从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开始，妇女雕刻家表现出了极大的独创性和创造力。她们跻身于突出地位的过程和雕刻艺术在美国的发展是联手并行的：美国在四十年代以前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天才的雕刻家，只是到了1945年以后，那时纽约已迅速成为世界艺术之都，美国才有人创造出重大的雕刻作品。其中有几件最佳之作出自妇女之手。这些妇女中最突出的当属路易丝纳维尔逊。在众多批评家心目中，她是当今健在的最富独创性的女性。一位著名的有影响的批评家布尔顿克莱默论及她的作品：“就我个人看法而言，我认为许多画家失败之处却是纳维尔逊女士成功的地方”。人们曾将她的作品与毕加索的立体主义创作、米罗的超现实主义手法和史维特尔的垃圾构筑等媲美。纳维尔逊恐怕是第一位承认上述三人对她都有影响的人，此外还有非洲的雕刻、印第安人和歌伦布抵达美洲以前的艺术影响，但她将这些影响全都吸收融会，并创造出一种表达二十世纪城市风光和美感的别具一格的艺术。纳维尔逊说过：“我一直愿意向世人证明，但凡通过创造的心灵，艺术无处不在。”纳维尔逊使用的大多是废弃的木制物体，如包装箱、破散的家具和不要了的建筑装饰等(它们是她多年积存下来的)。她用这些东西装配成壮美异常和气势恢宏的建筑结构。她创作时自由无羁，胸中全无成稿，而是将各种物品用胶水或铁钉固定一起，涂成黑色，较少涂成白色或金黄色。然后放置箱中。这些给组合物件，墙壁，甚至整个环境，产生一种神秘的，甚至令人敬畏的气氛。虽然她否认自己创作中存在任何象征或宗教意向，但这些作品的三度空间形成的壮丽宏伟，甚至它们的名称，如“天空大教堂”、“夜阑大教堂”等，却表示了那种涵意。她的某些最雄心勃勃的作品在某些方面接近建筑甚于传统的雕刻，但不论路易丝纳维尔逊本人还是她的艺术都不能纯粹地纳入哪一范畴。在整个人类历史中有过许多涉及观看别人进食或当别人的面进食的禁忌。有些人试图解释这些禁忌。他们解释的根据是参预满足身体需要的一方与不同时参预满足身体需要的另一方之间的社会关系是否相宜；或者，业已肠满肚饱的一方和不顾体面狼吞虎咽的另一方之间的社会关系是否相宜。这些因素无疑在禁忌中是存在的。但还有一个因素，其重要性更是根本的。在史前时期，那时食物如此珍贵，观看者如此饥饿，不将自己的食物拿出一半与人分享是不可思议的事。因为每次投向进食者的目光都是对生存的哀求。此外，那时人们生活在小家庭或大家庭集团中，共享食物实际是维系了一个人的家庭，或者，广而言之，保存了自己。深海一般具有很稀少的动物群，其中小虫和甲壳纲动物占主要地位，较大动物的分布则更加稀少，然而在热液喷口(暖水在海洋的这些地方从地下冒出来)附近生活着非常稠密的巨蛤、直蟹和鱼群。大部分深海动物都以微粒食物为主，这些微粒最终是靠光合作用形成并且从上面沉到海水深处的。但是维持喷口地区动物群落生命所需的食物必须要比一般的沉降量大许多倍才行。最早介绍喷口区动物群的一些报告提出了两种可能的食物不过这一解释也存在一定的问题。例如在喷口附近定居的某些大的生物在距最近的热液源许多公尺的一般深海温度的海水中也有所发现。这表明，细菌化学合成不足成为这些动物的足够的营养。另一问题是，在“烟口”(水温高达350℃的喷口)附近发现了密度类似的大的深海动物。没有任何细菌能在这样高的温度下生存，那里也没发现细菌。除非“烟口”总是位于适宜细菌生长的暖水喷口附近，否则化学合成作用只能说明喷口动物群的一部分食物。自然可以这样想象，这些大的定居的生物实际上以生长在暖水喷口中的细菌为生，这些生物随喷口海水上升，然后又散落到周围地区，成为生活在离暖水喷口一定距离的动物的食物。然而对流更可能是另一个食物。研究表明，在海洋表面有悬浮微粒物质聚集，海水对流从那里开始，把某些物质和海水带往喷口。估计对于每立米的喷口海水，有350毫克的微粒有机物被对流输送到喷口区。这样，对于中等大小的喷口，对流每天能提供30公斤以上的可用食物。此外，生活在对流海水中的小动物也可能被热震或化学震荡杀死或震昏，这样也就增加了喷口的食物。研究人员发现，一个单个的细菌在许多方面更象一个多细胞有机体的组成细胞，而不像一个独立生存的有机体。项圈藻，一种生活于淡水中的细菌，便是所谈的一例。在光合作用的菌类中，项圈藻很不寻常：它既能进行光合作用，又能进行氮固定。这两种生化过程在一个细胞中是不相容的：光合作用时产生的氧使得固氮作用所需要的固氮酶失活。然而在项圈藻群落中，这两个过程却可以共存。当存在大量的被固定氮化物时，项圈藻完全是进行光合作用，它的全部细胞都是一样的。但是当氮数量少时，一种叫做异形细胞的专门细胞就会产生。这种细胞缺乏光合作用所需的叶绿素，但是它能通过将氮气转化成一种有用的形式来固定氮。亚微观通道将会产生，它们把异形细胞和光合的细胞接通。这些通道并用来在项圈藻的两种细胞间传输细胞产物。历史学家只在最近才开始注意到18世纪英国发生的对奢侈品及其服务的需求增加。麦克肯德里克探索了韦奇伍德公司在销售奢侈陶瓷制品方面取得的突出成就。普勒姆论述了各地方剧院、音乐节和儿童玩具及书籍的数目激增情况。虽然消费者革命的事实几乎已无需怀疑，但仍然存在三个关键问题：谁是消费者？他们的动机是什么？对奢侈品的新需求具有什么影响？第一个问题的答案一直很难得到。虽然可以从实际生产的货物和提供的服务中推断制造商和服务行业认为他们的顾客需要什么，但只有研究真正由消费者写的有关的私人文件才能精确地描述谁需要什么。我们还需要知道，这一消费者市场有多大，消费者对奢侈品的需求已深入到什么社会阶层。关于第三个问题，我们可以顺便提到汤普森其人。他在正确的恢复了劳动人民在18世纪英国历史舞台上的地位的同时，恐怕夸大了劳动人民对资本主义消费主义发展的总的反对态度。例如，18世纪英国的劳动人民就曾很快地从喝家酿啤酒转向喝巨大的资本雄厚的城市酿酒厂生产的标准化啤酒。为了回答消费者为什么如此急切购买这一问题，有些历史学家认为是生产厂商能在比较不受审查的印刷品上刊登广告所致。然而这几乎算不上一个充分的答案。麦克肯德里克赞成凡布伦模型——社会地位竞争刺激摆阔式消费。“中等人物”在商品和服务上花钱是因为他们紧跟富人赶时髦。不过我们仍可怀疑这一解释是否充分。难首人们买东西不能是自我满足的一种形式吗？如果这种解释成立的话，消费主义就可看成是个人主义和物质至上的新概念出现的产物，而不一定是人们疯狂争相炫耀自己的结果。最后，消费者对奢侈品的需求的后果是什么呢？麦克肯德里克声称，这种需求有助于解释产业革命的到来。但它确实如此吗？比如说，优质陶器和玩具的生产和制铁及纺织工厂的发展有些什么关系？没有重工业成分也完全可能具有消费性社会的心理状态和现实。将来对这些关键问题进行探索无疑是必要的，然而这不应该降低最近的研究的结论的作用：18世纪英国不论对琐屑物品还是对有用物品及服务的要求预示了我们的社会也同样如此。最近明显成功地用数学模型预测了埃尔尼诺海流——沿太平洋南美洲海岸周期性出现的一支暖流——的一次出现。这一预测使研究人员们十分振奋。雅各布伯耶尔克内期20多年前曾指出，风怎样使东赤道太平洋的海水变得异常温暖或异常寒冷。然而在研究出这些模型之前，没有人能够解释为什么情况能像埃尔尼诺暖流和所谓的反-埃尔尼诺寒流周期性变动那样有规律地来回转化。如果不管怎样，现行的模型把海洋的变化同大气的变化联系起来是正确的话，问题的答案还得在海洋中寻找。我们早就知道，埃尔尼诺暖流发生时会出现两种情况：(1)一般说来异常温暖的海水沿太平洋东岸，主要是沿厄多瓜尔和秘鲁的海岸线延伸，(2)来自西方的风吹入东方暖水上空的暖空气中。海风吹赶海水，使较暖的表层海水“堆起”，使东部的深层的较冷海水无法上涌，进一步使东部海水变暖，从而使风更加剧烈。海风就是这样产生了反馈机制。数学模型的贡献在于说明埃尔尼诺暖流产生的风提高了东部的海面，并同时将信号送往西方正降低的海面。根据这一模型，产生的信号是一种负罗斯比波。这是一种低凹或者叫负海面的波，它以每天25到85公里的速度沿与赤道平行的方向向西移动。罗斯比波向太平洋盆地的西部边界移动。该边界被模拟成一道平整的墙，但实际上它是由像菲律宾和印尼这样的不规则的岛屿链构成的。它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才能横越太平洋。罗斯比波达到太平洋西部边界后便被折回。数学模型预计，届时罗期比波将被破成大量携带相同负海平面信号的海岸凯尔文波。这些波最终将飞速移向赤道，然后沿赤道向东运动。在地球旋转力的推动下，速度达每天250公里。当数目足够多而振幅充分高的凯尔文波自西太平洋到达后，它们的负海平面的信号压倒了那个提高海平面的反馈机制，并迫使这个体系所及的地区进入相反的寒冷状态。这样就产生了风向的渐变。这种变化结果将使正海平面罗斯比波向西运动。罗期比波最终又成为冷的周期性结束的正凯尔文波返回，从而开始了新的温暖周期。伊莎多拉邓肯关于舞蹈的精湛论著揭示了她强烈的决心，要创造一个抒情的艺术形式，这个形式要摆脱人物塑造、故事叙述和技巧的夸张表现。她想扬弃如芭蕾舞蹈形式的传统方法和固定沿用的语汇并且探讨人的表现力的内在源泉。她力避身体动作的矫饰，而是致力于只运用自己身体动作的自然表现，仅受内心强烈愿望的激励，毫不为技巧夸张所歪曲。邓肯在演出时伴以贝多芬、瓦格纳、格拉克等作曲家的乐曲，但和普遍的看法相反，邓肯并不企图去想象或理解他们的音乐。相反，她只不过依靠他们的音乐来提供通过动作表现内心感情的灵感。然而她并不认为这样运用音乐是理想的做法，她相信将来有朝一日她能完全舍弃音乐而舞。这一天却从未到来。自从1953年以来，人们进行了很多实验，企图合成生存于“地球原始状态”下生命的化学成分，但其中没有任何一种实验能合成任何东西可以接近那些最简单机体的复杂程度。不过他们已经证明，不少种现在构成活的机体的复杂分子可能在最早的海洋和大气中也存在，但有一条限制：当含氧的化合物为大气的主要成分时，这种分子的合成远非那么容易。因此某些科学家们做出假设，地球最早的大气和现在不同，它的主要成分是氢、甲烷和氨。科学家们从这些研究中得出结论，最早的地球表面为海洋所覆盖，这些海洋中含有对生命具有根本意义的分子。虽然现在科学家们不能解释为什么这些较小的分子能结合形成更大，更复杂的分子，有些科学家却贸然提出一些大胆的假说，企图根据这些较大的分子解释最早自我复制的机体的发展。某些近代历史学家坚持认为，约在1763年到1789年这一时期，美洲大陆上英国殖民地的生活特点是殖民者之间的内部冲突。20世纪初进步党历史学家的某些观点的继承者们，如俾尔德和贝克尔这些近代史学家们提出的论据颇值得商榷。这些历史学家强调得最厉害的冲突是阶级冲突。但是在那些年主要是进行独立战争的情况下，人们怎么能在那个更大的冲突中区分出阶级冲突呢？这当然不能根据一个人支持哪一方来确定。虽然这些历史学家中有不少人接受了早期的一种假设，认为亲英分子代表上层阶级，但是新的证据表明，亲英分子和抗英成员一样，来自各个社会经济阶级。(不过差不多确实生活优裕者参加亲英派比参加抗英派的百分比大)。根据对抗英一方的研究，我们找不到什么证据能支持下层阶级抗英分子和上层阶级抗英分子之间存在冲突。为反抗英国而做出的种种战争努力确实阻止了阶级冲突的发展。而在阶级冲突没有受到阻止的地方，上层或下层阶级中持反对的态度的抗英成员通常变成了亲英分子。这样一来，效忠英国就成了一个安全阀门，把存在于抗英成员内部的社会经济不满给消除掉。当然，在留在抗英一方的人员中也存在争端，但是18世纪美国社会的不寻常的社会流动(奴隶显然例外)通常防止了这些争端沿阶级阵线变得更严重。虽然最近的统计表明，随着18世纪下半叶的时间进展，经济方面的机会变小。但当时的社会结构实际是相当不固定的，因此对社会阶级的任何讨论都要求使用一些不严格的经济范畴，如富人、穷人和中产阶级或者18世纪的叫法“优裕之辈”。虽然这些范畴的意义是模糊的，人们却不能斩钉截铁地声称，阵线明确的阶级之间的敌对就合乎情理地看不到了。不过，在纽约以外的地方，公开表现出的阶级对抗的例子确实很少。然而，说到这里，我们必须补充指出，有很多证据支持近代历史学家的进一步论点，即1763年到1789年间地区冲突是很普遍的。“派克斯顿镇恶棍”事件和警戒会运动就是西部移民对只考虑东部利益的殖民政府或州政府的广泛和正当不满的代表性事例。虽然这些敌对行动下面隐含着阶级冲突的意味，但对立主要属于地区性质。地区性的冲突也存在于南北之间，它们值得进一步研究。总之，历史学家应该对他们所强调的18世纪美国出现的冲击的种类持谨慎态度。不过那些强调殖民者已取得整体一致的人们如果不懂得为了取得一致必须要镇压或阻止冲突的话，他们就不可能充分理解那些冲突。洛论汉斯伯里在她的剧作《太阳下的一粒葡萄干》中并没有排斥种族平等或者美国之梦所给予的经济和道德方面的许诺。相反，在她以合乎实际的态度注视着美国之梦并未彻底实现的时候，她仍然忠实于这一梦想。一旦我们承认这种看法上的二重性，我们就能够同意该剧中的嘲讽入微之处是她有意的社会评论，而不是俾格斯贝认为该剧本的“无心的”嘲讽。确实如此，那种莫名其妙地一贯拒绝承认汉斯伯里的有意嘲讽的本领，已经使得某些批评家们把剧作中的主题矛盾解释成单纯的混乱、矛盾或折衷。艾萨克就是一例。他就不能做到轻易地把汉斯伯里对自己种族的强烈关心和她的人类和解的理想协调一致起来。但是剧本把黑人的自尊和人类的团结看成是相容的复杂观点并不比杜波伊斯的著名的缜密考虑的种族自我意识与人类团结共存的理想更“矛盾”，也不比范农所强调的能够容纳国家独立性和作用的理想国际主义更“矛盾”。如同吉尔伯特怀特、达尔文以及其他科学家很久以前观察到的那样，所有物种好像都生来就有一种代代繁延，增加数目的能力。生态学家的任务是分清环境因素和生物因素。这些因素长期以来起着抑制种群天生增长的能力的作用。不同种群所表现出的种类繁多的动态行为使得这一任务益发困难，因为有些种群的大小每年保持大体不变，另一些种群表现出有规律的周期性的众寡盛衰，还有一些种群则变化剧烈，其暴起暴落有时明显与大气相关，有时却不然。为了将这些变幻纷繁的模式理出头绪，有一个学派曾提出将动物群分成两组。这些生态学家们认为，相对稳定的种群的增长参数是“密度依赖型”的，也就是说，其出生、死亡和迁栖严重依赖种群的密度。大幅度变化的种群的增长参数则是“密度无关型”的。它的生命增长率受到环境因素的冲击，其起落多寡与种群密度完全无关。这种两分法有它的作用，但如果过分刻板地去理解它，也会引起问题。首先，没有任何种群会自始自终完全为这些因素所左右。不论出生、死亡和迁栖率围绕其长期平均值上下波动如何剧烈或莫测，如果没有密度依赖作用，除非出现增减恰好相消的奇迹，否则该种群最终将会无止境地增大或减少。换句话说，可能某一种群的全部死亡数的99%是由与密度无关的原因引起的，只有1%的死亡率是由随密度变化的因素引起的。形成这1%死亡率的因素似乎并不重要，它们的原因相应地也难确定。不过，不管承认与否，它们通常会决定种群的长期平均密度。为了理解生态学家研究的性质，我们可以把对生长参数的密度依赖作用看成是生态学家力求析出和解释的“信号”。这种信号使种群从相对低的值增大或从相对高的值减少，而认为与密度无关的作用会产生种群动态中的“噪音”。对于相对稳定不变的种群或者按重复周期变化的种群来说，即使我们并不知道引起变化的生物机制，我们仍能够相当容易地确定信号的性质和说明它的作用。对于不规则变化的种群，我们得到的观察数据可能很少，因此，没有希望从占压倒优势的噪音中把信号析出。但是现在似已清楚，依赖密度的作用和不依赖密度的作用以变化不等的比例进行组合，调节着所有种群的生长。